【我的西医岁月——1972级医学校友毕业50周年纪念】从医者的心路历程

于琳华，1972级西安医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医疗系

1972年4月底，我从陕西汉中略阳县徐家坪区医院被推荐至西安医学院学习，成为了医学院1972级三班的一名大学生。

这是我1967年从西安市卫校检验专业毕业分配到略阳工作近5年来最兴奋、最激动、终生难以忘怀的日子，因为我渴望挂着听诊器，能亲手为病人开处方治疗疾病的医生生涯的愿望将会在毕业后成真。

在校三年就读的日子里，我们这届“工农兵学员”享受着学校最好的教学资源，给我们代课的老师都是各个教研室里教学资历深厚、知识渊博、和蔼可亲的老教授。

我虽然属于寡言之人，却始终铭记入学前，原单位领导与同事的殷切希望和嘱托，脑海中常常浮现陕南山区农民不辞翻山越岭前来求医的画面，这一切不断提醒着我：必须刻苦学习，牢固掌握医学知识和技能，才能真正为患者解除病痛、挽救生命。

四排左二为作者

在老师们的敦敦教诲之下，我与同学们一同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钻研学业，积极实践，未曾虚度光阴，也未辜负国家为我们提供的免学费等优厚待遇。回首这段岁月，我自认为无愧于一名优秀的学员。

时光飞逝，三年学业转眼结束。1975年底毕业后，我留在病理学教研室任教。起初，我也曾因未能走上临床岗位而深感遗憾，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对那些成为临床医生的同学们满怀羡慕。

然而，在教研室工作期间，通过聆听老教授们对病理学教学，科研及临床诊断工作的介绍，并亲眼见证他们在这一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我逐渐认识到病理学在整个医学体系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尤其当我发现显微镜——这个在我进大学前从事检验工作时就十分熟悉的工具，竟是病理学教学与研究的核心“武器”之一时，我的心态开始转变，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有了新的认同与信心。

我对病理学重要性的认识是源于在教研室参与的第一例特殊解剖案例。当时接收了一例由司法部门委托的青年男性遗体，需明确其突然死亡的性质，解剖发现，死者多个脏器遍布密集的小米粒大小的黄白色病灶，经显微镜组织学检查证实其主要病症为急性血源播散性粟粒性结核病，最终确定死因是急性结核性脑炎，从而为委托方提供了明确的科学结论。这例尸体解剖不仅为法院提供了关键依据，也为教研室收集到一批珍贵的教学标本。

通过这次实践，我深刻认识到病理学的重要性——它不仅是疾病诊断的“金标准“，还在法律、传染病、流行病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病理医师始终是临床医生最重要的合作者与咨询者。我不再犹豫和彷徨，开始从最初的迷茫转向对病理学的热爱，并坚定地将其视为自己终身奋斗的舞台。

高校病理学教师肩负着教学、科研和临床病理诊断三大任务，病理学作为横跨基础与临床医学的关键桥梁，兼具高度的理论性和实践性。要胜任这一岗位，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精准的显微镜诊断能力和高尚的医德修养。

我深知，仅凭大学三年半所学，难以胜任如此重要的工作，犹如“蚍蜉戴盆”，力有未逮。我决心不断努力学习，绝不放弃任何一次学习和提高自己的机会。1979年，我抛下还不到两岁的孩子，带着显微镜坐上硬坐火车，前往广州中山医学院，参加为期一年半的全国病理高师班，那也是该院高师班自创办以来，历时最长的一届。

临行前，担心孩子会在送站时哭闹，我提前两周便开始做她的工作，多次告诉他：“只要你不哭，就让你送妈妈”，后来她骄傲地对小朋友说：“我妈妈去广州，我没有哭”。在广州学期间，每每想起这一幕，总是五味杂陈，既有欣慰，也有“轻装赴志远，幼崽藏心间”的隐痛。

后来，我又先后赴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参加淋巴瘤诊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

工作期间，在略阳县逐一复查了子宫颈癌切除标本癌旁组织中的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的相关病理变化；与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肾内科冯学亮教授合作，率先在西安乃至西北地区开展肾活检系列病理研究（收集病例近万例），并确定了自身的科研方向；还与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科王吉安教授对IgA肾病患儿的皮肤组织进行免疫病理学诊断等等。通过这些扎实的工作，我成功申请到多项科研课题，发表相关科研论文，并在为患者服务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和技能，从中倍感欣慰。

2008年，我61岁，从教研室退休，时隔一年，便又加入西安高新医院病理科团队，继续在临床病理诊断一线为患者服务。那些年早出晚归，班车往返，虽披星戴月，却始终心怀热忱。直到今年二月，我终于为这段漫长而充实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句号。

今天静下心来，回顾自己毕业后这半个世纪——作为一名普通病理工作者的亲力亲为，酸甜苦辣，感慨万千，其中有两点体会尤为深刻：

其一，病理学工作者作为临床医生背后的医生，虽然不直接面对患者，但通过在显微镜下观察患者身体里的病变细胞、组织病变和免疫病理分子变化，做出正确的病理诊断并分析其病因及机制，实际上病理医生是和病人接触最为密切的特殊临床医生，而一丝不苟的精准病理诊断，是体现对病人健康与生命最有形的尊重和关爱。在这方面我们德高望重的病理学前辈张学斌教授便是楷模，他一直教导我们：要把静的、死的组织细胞当作活的、动态的来看；要对每一张切片怀有高度耐心和责任心，在不典型的病变中寻找典型，在典型中寻找更典型的病变，唯有如此，才能发出一份指导精准治疗、甚至挽救生命的权威性病理报告——这才是医者仁心最切实的体现。我始终铭记师长教诲，深爱病理专业，对自己一生的病理教学与临床诊断岗位上的默默奉献，无怨无悔。

其二，我始终相信，工作使人保持年轻状态。今年我已经78岁了，在同届中属于年龄较大的——因为中专毕业后又工作了近5年才进入大学，如今与同龄人相比，身体状态良好，精神饱满。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一生如陀螺般持续转动，从未停歇。

退休之前，我在岗位上为人民的卫生事业奉献力量。退休之后，帮子女照顾孙辈也是一种工作，外出游山玩水也是一种工作，唱歌跳舞同样可以是工作——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为我们自己的老年健康服务。正是在不断转换的“工作”形态中，我们寻求并享受着快乐而健康的晚年生活。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现在已经是奔八的古稀老人了，处在人生旅途的终点站，这也是生命的多事之秋。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共同见证了祖国百年不遇的蓬勃发展，更应珍惜这段如夕阳般绚烂的美好时光。

衷心祝愿大家健康长寿，希望在2035年——我们毕业一个甲子之时仍能从容相聚，笑谈岁月。

在此，也深切悼念那些已离我们而去，身在另一世界的同学。他们虽已远去，但他们的故事将被我们永远铭记、永远讲述、永远怀念。

2025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