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医岁月——1972级医学校友毕业50周年纪念】岁月如歌，踏遍青山人未老

高建民，1972级西安医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医疗系

1972年5月，我们被西安医学院录取，有幸成为三年制的“工农兵学员”，1975年11月毕业，分配到各地卫生部门工作。今天我们年级近600名学员经历五十年的奋斗，大家以年过七旬的老医学专家、学者等不同身份纪念毕业五十周年，感慨良多。

回忆在学校的三年同窗生活，平凡而充满激情。

记得入学时，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全体学员分为四个中队，每个中队5个小班，每班30人。我被分配到4大班（后来把中队改名大班）17班。四大班年级辅导员候俊玉老师是一位复员军人，我们小班的班长杨振秀、支部书记卢优强也都是军人。

入学后，学生享有供给制。学费、住宿费和教材费全部免费。生活费标准为每人每月19.5元，其中发放6元现金，其余13.5元折算为饭票和菜票。所发的30斤饭票中，细粮占60%，杂粮占40%。杂粮主要为玉米面发糕和饸饹。饸饹被大家戏称为“钢丝面”，咬到嘴里跟钢丝一样，故名。那时，男生们普遍都吃不饱，我又偏偏不习惯吃杂粮，每月的细粮饭票总撑不到月底，大概要缺上一周。如今回想起来，真不知道那段日子是如何熬过来的。

1972年暑假，我们全体学员进行了一次从西安到延安的步行拉练。队伍先乘火车抵达铜川，随后背着背包，顶着烈日，开始负重前行，我们每天要徒步行走6—8个小时，绝大多数同学的脚底都磨起了血泡。每到傍晚，抵达达宿营地后，大家便打开背包就地睡觉。夜间时常有紧急集合，我们必须摸黑打好背包，立即整队出发。学校安排了卡车装载炊具和粮食，并由学员组成的炊事班沿途做好饭，保障大家的伙食。这段艰苦而特殊的经历，至今令我记忆犹新。

拉练途中，总有啦啦队站在路边，用口号、歌声和清脆的快板，不断鼓舞着我们前行。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抵达延安的那个夜晚，月光下的宝塔山映入眼帘，所有人顿时群情激昂，歌声响彻夜空。我们唱得最响的，是那首“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恰恰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这份情怀，也化作了我们同学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它作为一种坚定的理想与信念，支撑着我们不忘初心、不计得失，将毕生奉献给了祖国的卫生事业。

由于学制只有三年，而学员们年龄和文化基础上的巨大差距，给教学计划制定带来了极大难度。年龄上，有的同学已年过三十，成家立业，甚至有了3个孩子。而我当时还算年级里的小学员，入学时还不到19岁。文化基础上，差距更为悬殊，既有高66级的，基本读完整个中学的同学，也有像我这样初68级，只受过一年初中教育的。

临床医学专业通常为五年学制。在当年被压缩至三年学制的特殊情况下，面对学生基础薄弱的现实，为了确保教学质量，学校在学习时间上采取了“前伸腿、向后延”的办法。我们于5月入学，首先进行了三个月的文化课补习，重点学习数理化。随后，把临床课和见习课的两年重叠起来，边上临床课边见习，这样就节约了一年时间。最后，将毕业时间推迟到11月。这样，我们在校时间大大超过3年。

当时，我们的临床课与临床见习同步进行的。学完《诊断学》后，同学们就开始互相查体，通过“望、触、叩、听”来练习物理诊断的基本功。虽然学制大幅缩减，大家对每一项检查手法仍一丝不苟。我们严格按照书写大病历的要求，学习为病人进行系统查体，并详细记录各项检查情况。

记得我们四大班里最用功的两位同学是刘家全和马欣，他们每天午饭后总是直接去教室自习，数年如一日。毕业后，两人都被分配到基层工作。天道酬勤，他俩后来都考上了研究生，并留校任教。当然，刘家全后来成为企业家，那就是后话了。

大概在第二学年，我们的临床教学和见习被整体安排到县了医院。我们在户县医院住了半年。一边上临床课，一边直接管理病人。当时户县是流行性出血热的高发区，县医院内科住院病人中，一大半都是危重症出血热患者。我们每人协助上级医生管理6位病人，日常工作包括参加查房，书写病历和病程记录，测量并记录病人的心率、呼吸、血压和出入量等。

临床实习为期一年。前半年，我们在位于李家村的铁路中心医院进行。那时，我们开始和上级医生一起值夜班了。

记得我在心内科和科主任一同值夜班的情形。一天夜里，护士紧急呼叫，说有一位冠心病患者胸痛剧烈。我立刻前往查看，仔细询问了病人的疼痛部位、性质与持续时间，并完成了心电图检查。初步诊断为心绞痛，在迅速做出处理后，我立即向科主任汇报了病情，并规范地完成了病程记录。过了两天，医院的李院长对我说，“高大夫，你那天晚上处理病人时写的病程记录我们都看了，大家对西安医学院的临床教学质量非常认可。你们在学校确实学到了扎实的知识和技术，能够很好地为病人服务。”说完，他还给我看了另一份来自基层卫校学生的实习记录作对比，上面写着：“查房所见，喜气洋洋，大人小孩都高兴。” 这样的不规范的内容，更反衬出我们受训练的严谨。

临床实习的第二学期，我们转至宝鸡县医院和天王镇医院，期间每人还需要到大队合作医疗站驻点两周。按照安排，我住在磻溪——传说中姜子牙垂钓的那片地方。白天，我与“赤脚医生”一同接诊病人，或到中草药田里参加劳动。晚上，就在大队部合作医疗站对面的屋子里休息。

在天王镇医院实习期间，带我的是一位姓乔的中年医生，满口地道的宝鸡农村方言。起初我只当他是当地培养的医生，并未多想。

直到一天晚上，我接诊了一位从水库工地送来的中年病人，他白天还在抬一二百斤的石头。晚上却因严重腹泻导致虚脱，无法站立。当时正是夏秋之交，我初步怀疑是食物中毒或季节性腹泻，便在处理前照例向乔大夫汇报。他听后立即起身看病人。一边检查，一边指着病人的腹部对我说：“你看他腹壁静脉曲张，呈“海蛇头”样改变。他进一步解释到，这通常意味着食管和内脏静脉也存在严重曲张。我立刻意识到，这是门脉高压的典型表现，病情危急。“怎么办？这农村地段医院，半夜三更，什么条件都没有。”我有些无措。乔大夫却异常果断：“剖腹探查。”

当晚，只有我们两人，叫来麻醉医生，就在手术室里完成了剖腹手术。腹腔打开的一瞬间，我震惊了：病人的肝脏布满了大小不一的肿瘤。那一刻我才真切体会到什么叫临床决断。事后我才得知，这位果断的乔大夫，竟是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的老牌大学生。

时光荏苒，五十年过去，回忆往昔，同学间的友谊依然美好而珍贵。几十年来，在杨振秀和卢优强的热心组织下，我们班每年一聚，从未间断，这份情谊之深厚，可见一斑。

同学中，陈武科与谢昌厚早已是享誉一方的肿瘤外科与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兼科主任。他们培养了大批医学后辈，当同学们遇到健康问题时，他们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常常亲自主刀，救治了无数病人。

记得有一年，李乡园带着刚满月的儿子来到西安，不巧的是我那时正好不在学校。武科和昌厚得知后，每天特意赶到学校看望她，并为她诊治；邹荣莉和候东祥更是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搬了过来，全力帮忙照料。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回首往事，在西安医学院那三年的学习时光，对我们每位同学而言都至关重要。它彻底改写了我们的人生轨迹，让我们得以在各自合适的舞台上尽情挥洒才华，奉献自己的光与热。

我们班许多同学毕业后都奔赴基层，一干就是几十年。例如马荣华，他被分配到秦岭深处的一个林业局，条件相对艰苦，生活清贫，收入也不高。但他毫无怨言，一直坚守岗位直至退休。后来在宝鸡分得一套几十平米的福利房，他便感到非常满足。

而我们年级一大班的李鸿光同学，则很早就担任了省卫生厅厅长。他工作中富有思想和魄力，在国内卫生系统内有口皆碑。

在我看来，这两位同学都是我们的楷模，也是整个班集体的真实缩影——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能坚守初心，发光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