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医岁月——1972级医学校友毕业50周年纪念】我的大学梦

李鸿光，1972级西安医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医疗系

我是1972年春季入学、1975年秋季毕业的。作为被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我的大学梦曲折多变，不得不从1966年说起。

那年，我19岁，是西安市第十六中学高三学生。这一年的高考时间定在七月一日。六月份，体检、志愿填报都已准备就绪。农村学子十二年寒窗苦读奋力一博跳出农门的时机就要来到。正当我踌躇满志冲刺高考的时候，全国的大学都停止了招生。遵照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指示，我回到自己的家乡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宫乡李下壕村。我知道，大学梦破灭了，我要老老实实做一个农民。

回到农村当农民，我最不愿面对的是我的父母，看着他们日益苍老的身影，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用尽心血供我上学，连一把白面也是留给我吃，我如今却回到了农村，和他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我变得有点内向和沉默。尽管又瘦又高的身材注定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农业劳动者，我还是拼尽全力从事各种农活，播种、收割，尤其是碾麦扬场，顶着浓密的灰尘，麦糠钻进衣服领子，和汗水搅在一样，火辣辣的疼，眼睛不敢睁，硬是撑着和其他人一个样。我跟着马车，去浐河滩拉沙子，去火车西站拉钢材和水泥。有一次拉的是盐巴，200斤重的麻袋压在我瘠瘦的背上，我一步一挪，战战兢兢，硬是把它扛到车上。

我的卖力和吃苦终于得到乡亲们的认可。1969年春天，生产大队选派我去参加“赤脚医生”培训。培训回来后，买了最常用的药品和器具，把队部的老房子用竹帘隔成三个小房间，用旧报纸糊了墙壁，分别做诊断、注射、药房，合作医疗站就这样办起来了。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差事，我是十分珍惜的。尽管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学医，但接触了这门建立在生物、化学、物理基础上的学科，我还是非常喜欢的。我白天看病，晚上看书，做笔记，不断积累和丰富医学知识。没过多久，乡亲们就接受了我这位“赤脚医生”，每天晚上我的诊室里都挤满了看病的人，邻村的老乡有时也会来看病。父母很满意我能有这份工作。我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他们开始给我张罗婚事。1970年春节，我和邻村的姑娘结婚，第二年就有了大女儿。正当我觉得这一辈子就要这样半农半医的度过的时候，一场深入的思想教育活动在全国展开，其中有一项内容是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上级要求人人都要学习，结合实际应用，最好有心得体会。我读高中时熟读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熟读过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自己在村子里的医学实践，我写了一篇题为《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为人民当好赤脚医生》的文章，交给了公社卫生院。卫生院感觉不错，又上交给郊区卫生局（当时西安市郊区是一个行政区划）。在这篇文章中，我阐述了人头和针头、技术和精神等辩证关系，强调了作为一名医生，技术固然重要，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永远最为重要。一个“赤脚医生”能写出这样的学哲学文章，让领导们大喜过望。他们层层推荐，最后竟然在《陕西日报》头版占了一半的篇幅发表。陕西广播电台还给我录了音，重复播出。

1972年春天，西安医学院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郊区卫生局推荐我。当时我已经结婚生子，学校是在郊区卫生局的坚持下，网开一面录取了我。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呆坐着，感觉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好久反应不过来。已经破灭的大学梦竟然失而复得又实现了。

1972年四月，告别了父母妻儿，25岁的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带着铺盖走进西安医学院的大门，开始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我们是“文革”大学停招后第一批学生，学校极为重视，到处都张贴着”欢迎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的标语。依照年龄和文化基础，我被分到一大班三班。为了磨练革命意志，学校一开学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安排我们步行去延安拉练。随后才进入医学专业学习。按照五年学制压缩为三年的实际情况，学校制订了“三一”制教学计划，一年基础理论，一年临床见习，一年临床实习。和现在临床医学专业相比，我们当时各门学科教材的字数充其量只有三分之一，但都是干货，讲重点，讲要点，很实用。临床上能用到的，就讲；临床上很少用到的，就不讲或一笔带过。挑选的教师个个都是精兵强将。知名生理学家侯宗濂教授给我们讲过神经生理和针刺麻醉；任惠民老师讲解剖大课；凌风东老师用衬衣和肢体的关系让我一下子理解了腹膜和腹腔脏器的关系；郭仁舆老师总喜欢用顺口溜总结组织胚胎知识要点；何贞观老师用春暖花开比拟酶的活性与温度的关系，生动贴切；赵更生老师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来解释受体学说。五十多年过去了，尽管我此后并没有从事临床工作，老师们生动形象浅显易懂的讲授至今仍牢牢记在我的心中。

1972级医疗系3班合影，作者为前排左五（1973年）

学校强调基础理论讲要点，临床教学一个学时也不能少。对常见病多发病讲得非常到位。我在学校上完基础课之后，主动报名参加了在扶风县医院实施的临床教学改革试点班。试点班由黄朝卿、郭锡武两位老师带队，配备了最强的师资力量，任课老师全部是内外妇儿几个大科的骨干。内科是谭一飞老师，后来担任一附院副院长。外科是秦志端老师，后来担任胸外科主任。妇产科是张蕴景老师，后来担任一附院妇产科主任。儿科是王吉安老师，后来担任一附院儿科主任。教室就设在县医院旁边的一个庙堂里，宿舍是铺着麦草的大通铺。老师讲什么病症，课后就带着我们看什么病人，有时就把课堂放在病房里。晚上，学生要和医院的医生一起值班处理病情。有一次我在妇产科值夜班，来了一位急产妇，来不及叫上级医生，我一个人独自完成了助产。一年下来，我们这个班诊断处理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能力明显提高。总结在扶风县的开门办学实践，我在校刊上发表了“近距离贴近农民群众、理论教学要密切联系实际”的文章，刊登在校刊上，受到学校的肯定，并让我回到第一附属医院给在那里的同学们分享试点班的做法和经验。在我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学校抽调我做临床教学辅导员，带领下一个年级的学生去凤翔县农村见习。

三年学制，最后用一学年的时间安排临床毕业实习，和五年制实习的学时数基本一样，充分说明学校对临床教学的高度重视！实践证明，学校的教学思想、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非常有针对性、非常实用、非常正确。我们这批学生毕业后多数被分配到县级及以下医院，他们处理常见病多发病的能力，对缓解基层人才断层起了很大的作用。

历时三年半学习，我1975年十一月毕业。当时分配政策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已经做好了回西安市郊区的思想准备。按我的特点，我更适合也更愿意做一名临床医生。这时候，陕西省卫生厅派人来学校招聘毕业生，他们的条件是学习踏实、有写作能力。学校推荐了我。

我被分配到省卫生厅计划生育办公室。刚到省卫生厅那几年，是我生活最困难的一段时间。1977年，我的父亲去世了。全家六口人，母亲、我的爱人和三个孩子，他们住在农村。1978年生产责任制之后，我家分到三亩多土地，夏收小麦，秋种玉米，很是劳累。厅里安排了集体宿舍，但我得住在农村家里，每天早饭后骑四十多分钟自行车，确保八点前赶到厅里上班，下午六点下班后，在路旁菜市场捡两大蛇皮袋菜叶带回家喂猪养鸡，有时晚上要去地里劳作。有一天晚上村子里通知当日轮到我家给责任田浇水。挽起裤子，拿上铁掀，光脚在玉米地里折腾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早，洗脚穿上皮鞋，打上领带，骑着自行车赶到厅里接待外宾。村子附近的小学教学质量很差，我不得不把三个孩子转学到城里来。一大家子人，靠我一个月39元的工资，吃顿水饺都是不容易的事。还有比经济拮据更揪心的，那就是爱人和三个孩子户口农转非问题，我们一家五口挤在约10平米的单身宿舍里，厅机关说，我是单身职工，不符合分配家属楼房的资格。没有城市户口，孩子的上学、就业都是很大的问题。当时，我已经是处级干部，但政策上没有家属农转非的口子。为了解决爱人和孩子们农转非问题，1985年春天，我申请带队援藏，在海拔4500多米的藏北高原那曲市工作一年，开展手术，培训医生，巡回医疗，给藏北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离别时，《西藏日报》用《为陕西人民争光，为西藏人民造福》的头版头条文章肯定了我们援藏医疗队的工作。

1976年初春，我和处长陪同厅领导来到柞水县召开全省山区县新法接生现场会。第二天厅长要做主题讲话，她让我看看稿子。我是“赤脚医生”出身，我的母亲是村子里的接生员。我根据自己的理解修改了稿子，重点强调了接生员的培训、报酬、村干部的支持带头等。厅领导非常满意，报告也受到与会代表好评。从此，厅领导出差总喜欢带着我，厅里重要的文件的起草都会通知我去参与。多次民意调查，我都是厅级干部第三梯队候选人。在我从事妇幼保健管理那段时间里，我提出了“以保健为中心，以基层为重点，以临床为基地”的办院方针，由于厘清了办院思路，陕西陆续建成了省妇幼保健院等一批有影响受群众欢迎的妇幼保健机构，走在全国前列。

1994年，我被提拔为陕西卫生干部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陕西卫生干部学院说是一所成人高校，实际上是陕西省卫生学校，挂了正厅级高校牌子，学校的学生主要是中专生。由于它不隶属于教育系统而是隶属于卫生系统，省财政一直按过去形成的基数拨给卫生事业费，不管学校招多少学生，经费就是上年那么多。所以，这个学校多年经费紧缺、停滞不前。我走马上任，做了三件事：一是团结班子；二是积极争取升为专科学校；三是多办成人班、自考班，扩大自费生生源，增加经费。1995年，我一个暑假跑了三十多个县宣传招生。1996年学校升为专科。经费状况也一年比一年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起实验大楼。1998年，我和医专的班子一起去找西安医科大学校长任惠民、书记朱宏亮，提出将陕西医学专科学校并入西安医科大学的建议。当时任惠民校长、朱宏亮书记认为这个方案既符合高校合并的形势，也能扩大学校的办学层次，是可以考虑的，但因种种因素未能实现。母校2000年并入西安交通大学。2005年，陕西医专成功升为本科院校，取名西安医学院。从1994到2005年，学校从中专升大专再升本科，十二年时间实现三级跳，创造了陕西办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2000年七月，省委任命我为陕西卫生厅党组书记、厅长。担任卫生厅长之后，一件事接着一件事，都是难啃的骨头：机构改革，厅机关编制压缩一半；安康大水，洪水把各种动物尸体和杂物冲击在赢湖上，严重威胁着南水北调水源，要防疫消杀；抗击非典；禽流感防治；办医体制和管理机制改革；提高基层卫生人员待遇，补齐农村卫生短板；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和推行等等，件件都是不可怠慢的急事大事！还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这些事都顺利推行了。

2007年五月，我从省卫生厅长岗位上退了下来，在省政协担任常委、医药卫生体育委员会主任，2010年退休，时年六十四岁。

部分同学在西安聚会，作者为二排右三（2021年）

2025年，我从西安医学院毕业整整五十年了。我已经是七十八岁的老人了。暮然回首人生路，母校总在灯火阑珊处。母校圆了我上大学的梦，母校分配我走上卫生管理的道路。没有母校，就没有我的今生。母校你好，我永远爱你！

2025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