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文苑】

“光阴故事”第三辑（散文）

为更好凝聚西安交通大学具有文学才能校友的力量，传承母校源远流长的辉煌文脉，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友文化氛围，为全球校友文学爱好者与写作者搭建更广阔的交流平台，西安交通大学校友文学联合会开办西安交通大学校友“星火”文学主题征文活动，面向全球校友文学爱好者征集季度主题作品。本期刊发“光阴故事”主题的散文入选作品，1955级铸造专业校友朱渊澄作《回忆1979——被提干的滋味》。

回忆1979——被提干的滋味

作者：朱渊澄，1955级铸造专业

一、青工技术培训调研

大概是1979年的初夏，我在上海重型机器厂职大-技校教师岗位上，被通知参加厂部组织的调研组，调查有关青工技术培训问题。据说，上海机电一局党委书记席炳午，在闵行剧院召开的闵行四个大厂（汽轮厂、电机厂、锅炉厂、重型机器厂）干部会议上，点名批评了我们厂，职工教育搞得最差、青工培训停滞不前……

管教育的副厂长刘建民担任调研组组长，我的任务是听、记录，写成调研报告。调研组好像有四五个人吧，记不清另外一些人是谁了。我和刘厂长等这些人都不熟悉，这是一次临时任务，借用我这一支笔罢了。

上重厂是万人大厂。加工制造重型机器的大车间，如水压机、一金工、铸钢等等，火车都开得进去。调查了好几天，情况摸清楚了。“文革”以来进厂的上千青年工人，技术水平低下，老师傅教也教不会，关键在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太差，号称初中毕业，实际上还是小学的底子，不仅学不来车、铣、刨、磨、钳中的必要计算，连到工具室写个借条都很困难。那个年代，插队知青写家信，不是把老大娘写成“老大狼”吗？所以我在调研报告里，给了这样一个结论：青工的初级技术培训，必须辅以初中文化教育，否则是没有实效的；也就是说，技术培训的目标是三级工的应知应会，实际上还必需补习初中的语文和数理化内容，命名为“青工的双补教育”，技术培训才能真正见效。

老干部刘建民头发花白，是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在调研工作结束的会上，最后他说：青工双补教育的重要性，通过调研已经很明白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充实教育科，抽调人员，加强力量，抽调到谁，都不许退缩……我觉得这话与我无关，我是职大-技校的教师，我能做的，最多也是兼兼课罢了。

二、被提干的滋味

现在有一种说法，谁想提干，一定要走路子拍马屁甚至花钱买官。

我们那时候完全不是这样，至少我就不是！

全厂认识组织科的李建国、夏君良，他俩跑到偏居厂部西北角的技校，找我谈话，我很诧异。说要把我调到教育科，我更诧异了。我说我知道青工培训这件事，要我去上课，我绝对不会推辞，调动就不必了。他们看我没有明白其中的意思，就嗫嚅地说，不是单纯调动，是要把你提为教育科副科长。诧异的N次方！我一叠声地说，我是教师，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不当干部的，我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他们也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犯傻了！“群众的推荐，组织的信任”，他们这样劝说我。但我一味的推诿，教金属材料学是我的专长，其他事情都没有想过，何况还要当副科长……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达成协议，让我考虑几天，他们再来听我的回音。

他们悻悻地走了，也许在心底里暗笑我的迂腐吧。我认真考虑了一下我的处境。其实我心中真正的顾虑，是怕回不了上海市区。到闵行16年了，过的是每周周一离家上班、周六中午下班回家的日子，儿子已经三岁，我不能老是周末才能见到他啊！我和两位知心朋友商量，一个是冯继忠，一个是潘恒石，他们绝对不会误我为故作矫情。他们分析，一，并不是人人有机会被看上，但一旦被看中，恐怕就逃不了；二，如果你不干，惹恼了领导，更回不了上海市区；三，只能先干起来，以后再寻找机会，说不定当了干部，回市区的机会还更多呢！

三天后我给李建国、夏君良的答复是：干，但只干三年。理由为：青工双补教育培训，三年时间应该足够了，我会努力去做，做好了，应该放我走了；如果三年而工作没有做好，那也应该下台了。他俩笑了，肯定认为这个人迂得不可救药吧。

后来得知，刘厂长听到我的答复也笑了，说，那就让老朱快点来报到吧！

三、三年里做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当然是青工培训，要不，把我提上去干嘛？

原有的副科长姓石，医务科护士长出身，不懂教育理所当然。但她作风爽朗果断，为人诚正。几天以后，我主动和她商量分工事宜。我说对上、对外的联络和行政，全都由您负责，我不插手；有关教育培训的业务工作，我来负责；如有工作中的交叉，我们一起协商。她同意。于是我就可以放手干事了。

围绕青工培训，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做。建立教师队伍（“文革”已经把厂里教师队伍打烂），编写培训教育计划和双补课程大纲，师资本身的培训；更要命的是，在调研中已经发现，青年工人根本不想学习，不愿意参加培训。所以要制定一个厂部文件，对输送培训的车间和培训合格的青年工人，都应该得到精神和物质奖励。刘厂长同意我的说法，让我起草文件。

我把问题看简单了。厂长召集讨论的相关部门，有工会、团委、财务科、劳资科、总务科和几个车间主任，对我拟订的条文，几乎没有一条能够通过。他们从他们现行的规章制度出发，提出这个不对，那个不行，总之就是钱拿不出来，物质奖励没有先例可循。所有的否定意见听完以后，场面陷入了尴尬，刘厂长有点无可奈何，事情难道就这样黄了？

我不尴尬，不脸红，这是一个青工培训的基础文件，没有它，培训是开展不起来的。我灵机一动，用非常诚恳的语调致歉：大家知道我初出茅庐，这篇文稿写得实在糟糕，但事情还非做不可，是否请各位换个角度思考，这样写不行，那么，怎么改才能行呢？

这个说法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新一轮的发言非常活跃。每一条都是可以修改的，而修改以后就行得通了。我抓紧时间当场改动，大家说完，我也改好了。乘着这股热劲，我当众念了一遍，我说这是我们的集体创作，请大家签下大名。尴尬场面变成了皆大欢喜。我拿到了大家签字画押的文件，还怕他们抵赖吗？

青工培训应该搞双补教育，为了推展这件工作，还需要辅以奖励制度。这个提法和做法，很快在上海流传开了。以后，从冶金矿山公司到机电一局，很多单位请我去介绍经验，人家打不开青工培训的局面，你是怎么做到的？其实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尴尬场面中的灵机一动，我得向老干部们示弱，向他们请教，取得他们的帮助。当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一定要当场把文件改出来，一次解决问题。要不，肯定会夜长梦多，延误时机。

第二件事情是为工程师技术员做的。

我们厂的技术合作对口国家是德国，技术交流学习刚刚起步。我想搞一个正规的电化教室，专门用于外语教学，让全厂几百名技术人员尽快提高外语水平。这不光是钱的问题，当年还涉及到单位的“采购额度”，而且还要有合适的人来做。我把在铸钢车间劳动的张老师请了出来，他既是高等数学教师，又是动手能力很强的电器专家。

我们做好方案，刘厂长批下，由我去要钱，要额度。料想不到的顺利。原来那次尴尬场面化险为夷之后，各科的科长对我印象颇好，觉得我像个干事的人，都愿意支持教育科的工作。财务科长用一贯的似笑非笑表情，很爽快地在文件上签了字。总务科长说，冲着你朱科长来，我从其他地方省下额度，也要给你。但他告诉我，这样大的额度，是要到机电局盖了章，方能有效的。

局教育处的樊绍东科长，原来是机电工专的，我和他相熟，请他去找相关副局长批示盖章。他也觉得这是件好事情，问题不大。然而他磨蹭很久才下来，说局里对这件事情还要研究研究，搞电化教室，我们局还没有先例呢！我气不打一处来，要去见见这位茹副局长。对待上级的上级，我不卑不亢，申诉理由：国际技术交流的需要，全厂工程技术人员翘首以盼；如果为了闵行四个大厂的平衡，我们电化教室可以为闵行地区开放；上重厂到局里来一趟不容易，要花整整一天时间，万请局座决策，本人好回复厂部……局座冷冷地说了一句：“好，就凭你这一句话，要为闵行地区开放！”他签下了字，我完成了任务。樊科长脸色苍白，下楼时对我说：你够大胆！我笑着回答：不怕官，只怕管，我不在他手下，我为什么怕他？

电化教室搞成，设计科、技术科、车间技术员掀起了外语学习高潮。他们异口同声，夸教育科为技术人员做了件好事。

第三件事情，是我们的教师队伍培训。

为了完成千余名青工的双补教育，我们从全厂找来十几位有高中文化基础的青工，让他们担任初中文化教员。他们从工人编制改为干部编制，似乎已经很满足。但我不能让他们停留在原有水平上，要为他们的将来负责。通过刘厂长，我们搞到一笔厂内在职干部培训经费，可以到市内正规电大、职大进修学历，一门一门考出来，只要考及格，学费就可以来教育科报销。我动员科内的教师，在不影响、少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尽快进修拿到学历。

我那时是四十三岁。2007年当我七十岁开博，出版第一本《七旬翁d博客集》的时候，他们闻讯为我组织了一次聚会，邀我参加。他们有的是厂里中层干部，有的离厂当了处级干部，都很怀念当年在教育科的那段日子，特别感谢我逼他们出去进修拿学历。好几个人甚至还能复述我的一些话：学历文凭虽然不能代表水平，但总归能够证明你曾经达到的知识高度；如果你们满足于今天过的日子，很可能明天就保不住这样的日子。我们从全厂各个角落里挖出来的这些宝贝疙瘩，到了中年都没有被淘汰，有了一定的成就，对我这个退休老人而言，是何等的欣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