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西迁头四年

作者简介： 朱渊澄 ，1955年—1959年就读于西安交通大学铸工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创意旅游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我在交通大学总共呆了八年（1955-8至1963-5）；

其中上海一年，西安七年。

西安的七年中，四年是学生，三年是教工。

回忆迁到西安的四年学生生活，多么丰富多彩啊！

一、1956我们的交大西迁

1956年4月8日交大六十周年校庆一過，西迁便提上日程。

我們一年級学生是第一批西迁者，日子定在八月中旬出发。校方考虑到宣傳鼓動和联系群众的需要，要学生会趕快將交大分部文工团团部成立起來，以便一到西安便可開始活動。時任学生会付主席的马继畲被指定為交大分部文工团团長，其实也就是西安交大首届学生文工团的团长，並責成他組建团部。

当时的文工团属下，有合唱队、舞蹈队、话剧队、民族乐队、管弦乐队、钢琴、手风琴、口琴，还有一个评弹。那时比较大的团队，就是合唱队和舞蹈队，合唱队有四十来人，舞蹈队有二三十个人。

其实在上海分部的时候，我一点也不知道要进入文工团团部这个情况。我是合唱队队长兼指挥，我们的合唱还和鄂尔多斯舞一起在六十周年校庆会演上得了奖；除了合唱队的排练演唱外，我把业余时间全部放在手风琴上，还决心不托运这架48倍司的手风琴（只把我的全部行李托运去西安），并准备拎着手风琴、背着背包，去西安的路上在南京、郑州、开封、洛阳停留，看看祖国大好风光呢！

1956年8月10日，第一批師生員工大队人馬約5000余人登上西去的专列，從徐家汇虹桥路交大分部出發。許多上海学生的家長前來送行。我后来听说了西迁列车开车前后激动人心的场景。在苏联《共青团员之歌》的音乐背景下，父母子女流泪告别，同声歌唱：

“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西迁的方针是边建边搬，以保证顺利开学。1955年10月，交通大学校园建设破土动工。1956年6月中旬，学校中心大楼、学生饭厅主体工程告竣；17幢员工宿舍和14幢学生宿舍基本完工；实习工厂、操场和福利用房开工兴建；机制专业、动力专业、电制专业、电力专业等几栋教学大楼以及图书馆大楼的设计接近完成。1956年8月，在校园建设初具规模后，西迁工作迅速启动，全校师生克服一切困难，全力以赴开始西迁。

从1956年7月开始，交通大学教职员工和家属就义无反顾地陆续登上从上海徐汇镇开出的交大支援大西北的专列。1956年9月，到达新校园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已有6000余人，后续人员还在不断抵达西安。

1956年9月10日，交通大学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学典礼。

西迁师生员工在艰苦岁月的磨砺中创造了崭新的业绩：没有因为迁校而迟一天开学，没有因为迁校而少开一门课程，也没有因为迁校而耽误原定的教学实验，这实在是一个奇迹。

二、难忘的1957年

西交迎接1957年的第一次大活动，是除夕夜的各系文艺节目汇演，地点在长乐剧场。我是舞台监督。上午进入剧场，看到暴露眼前的一个光溜溜的硕大舞台，我和舞美队长叶嗣禄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当时我用很严肃的口气对叶说：你也看到了，长乐剧场还没有开张，现在的舞台就这么个情况，你要在一个下午的时间里，把底幕、侧幕、大幕、灯光，全部装好调好，不得有误；我要召集各系文艺部和报幕员开会，确定演出顺序等等事项，顾不上你了，分头行动吧！

集中各系文艺汇演的目的，在于促进全校两个年级、2500多学生文艺活动的开展，同时借此发现一批有才华的骨干分子，好让学生文工团扩大队伍，加强实力。然而汇演是一件繁杂的工作，节目单的编排会受到各种干扰，需要考虑节目类型、水平、先后的平衡等各种因素，有时候不得不板起脸来维持舞台监督的权威。虽然有一点怨言和牢骚，扮演铁腕还是有效果的，建立了舞台秩序，建立了节目报到、演出和替代规则，使汇演能够顺利地开始和进行下去。

当我这边摆平之后，赶到长乐剧场一看，幕布已经运来，灯光开始安装，舞美人员有条不紊地工作着，叶嗣禄把问题都解决好了。果然，晚七点赶上了准时开演。

时隔六十一年后的2018年重阳节，我在老文工团团部聚会上问叶嗣禄教授，还记不记得1957元旦前一天的长乐剧场汇演？他笑着说，怎么不记得! 我说，我还真佩服你，一下午就把舞台搞好，你是怎么做到的？叶教授说：那时我与金定安一同去西安话剧团请教午美人员，经他们指点并支援了一些幕布布景，这才装饰到长乐剧场的午台上一显风光！我还动员了连舞美队在内20多人，把广播台的电工也请来了......你那时可凶啦！

1957年四月份，全国范围的大鸣大放开始了。从4月份的人民日报号召大鸣大放，到5月15日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再到老人家6月8日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形势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学校也在大鸣大放，师生们对迁校问题产生了一些争论，西安校园里当时就贴出了大字报，表达不同方面的迁校意见。

7月9日，彭康校長的報告正式宣佈：（1）运输起重系搬回上海，其餘的都留下不动；（2）成立交大上海和西安兩部分。7月15日，彭校長和蘇庄付校長分別作了動員報告，交大反右鬥爭正式開始。报告说，主張東遷的，不一定是右派份子，但要注意右派言論。

很快已經是七月底，马上放暑假了。由于运起系要迁回上海，文工团团部有家谷、佩石、海鳴、俊权四人要走，团部決定7月27日晚上開告別会。当天下午何霈去办貨，買了20斤重的一個大西瓜，十斤番茄，二斤白糖，二十二個面包，十一塊咖啡，一瓶牛奶，一瓶葡萄酒，西安的三輪車夫是不幫忙搬運的，從東大街拉到十一宿舍一楼团部辦公室，累得何霈渾身大汗。晚间聚会在夏威夷民歌《珍重再見》烘托下，同学们动了感情，留下了告别的眼泪，以致几十年以后，大家还记得当时团委对我们的批评：“小资情调太浓了！”

濃密密的烏雲堆滿天空，急駛過山頂上的白雲，

山谷中襲來悲涼的微風，激動起我們的別思離情。

珍重再見，珍重再見，親愛的朋友離別就在今天，

從今以後到下次再見前，我們將感到心酸。

暑假以后，从九月份起，开始划分和批斗右派。后来知道右派的人数是有比例安排的，热加工铸、锻、焊、金相四个专业8个班，几乎每个班级至少有1人，唯独我们铸工两个班没有右派。当然这是因为学生会主席毕镐钧在我们班里，而且他以敏锐的政治感觉，一开始就告诫我们，不要乱贴大字报，谨慎自己的言行，我们都听了他的话。

由于1957年政治形势风起云涌，下半年的反右斗争及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繁重，学校内的学生文艺活动只能靠边，没有什么作为。但还是有件值得记录的大事：购置铜管乐器。应该是四月份以前的事儿，彭康校长在他下午四点例行的校园巡视中，来到体育馆的合唱队。这一天我们没有排练，几个人在聊工作呢，彭校长来了。他问我们，迁校到西安以后工作上有没有困难？我说有，主要是铜管乐器留在上海带不过来，我们想成立管弦乐队，没有铜管乐器还确实不行。彭校长当场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大概过了一两个礼拜，购置铜管乐器的3万元经费就批下来了，要我们安排人，到上海去采购。当时的3万元是好大一笔钱哪！据我1955年底的日记记录，中百一店仪器乐器柜的一架凯歌牌28倍司手风琴价格为230元，一把小提琴(广州产品)为19.5元，十八件套的绘图仪器为37.5元。人民币3万元足够配置一个双管制的铜管乐队了。

记得好像是派了我们班的何康侯（他吹小号），专程到上海南京西路、福州路的器乐商店，购回了拟购的铜管（小号，圆号，中音号巴立东，抱贝司等）、木管（短笛，长笛，黑管）等等需要的乐器。我们的乐器质量没说的。据上海校友会金色年华分会陈立功教授（他拉大提琴）告诉我，1968年前后，西安歌舞团有一段时间曾经借用我们的短笛（Piccolo），喜欢的不得了，想要我们作价转让，他赶紧把短笛要回来，不借了。如果西安交大管弦乐队的铜管乐器迄今还没有替换的话，那就是已经使用整整61年了！

三、大炼钢铁的1958年

1958年迎来的是全国大跃进的态势，《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标题就是“乘风破浪”。

西安交大的右派分子已经斗倒批臭，二月份開始，在校党委安乐群副书記做“右派处理工作”动员報告以后，开始对右派分子进行处理。方針政策：反右斗争是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虽然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但必须加以巩固。要严肃处理与宽大相结合，争取把毒草变成肥料，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右派改造。学生中右派的处理，经过群众讨论以后，可以分为四种：保留学籍，送劳动察看（特别严重的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留校察看；免于处分；表现特别好的，可以取消右派帽子。

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西安市发起了高校红五月歌咏比赛。我们组织了120人的大合唱，排练参赛，我担任指挥。第一首歌是《社会主义好》。记得我当时不满足于这首歌的齐唱和轮唱，在轮唱部分做了一些更动，第二声部提高四度进入，烘造出热烈的气氛；为了高四度的回归，结尾也作了一点变化，加一句“建，设，高---潮---”和声长音收尾。把一首群众性的歌曲，作简单改编而成为合唱曲的模样，这个尝试居然得到评委的肯定，最后，我校大合唱在“西安高校红五月歌咏比赛”中获得了大奖。

我的印象里，西安的文化宣传工作一直搞得不错，西安的文艺单位非常善待西迁的交大学生。我参加西安市大学生合唱团，认识了西安音乐学院的刘大冬老师，他担任大学生合唱团的指挥，那时还是个年轻教师；我曾经得到他《管弦乐配器法》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声学》的辅导，还在他家里吃过饭，见过他年轻的太太。我在音乐学院的手风琴老师那里插过班，老师不收我的费，照样发给我讲义和乐谱。我和西安歌舞团的葛瑞民有交往，请他到我们学校来，为各系歌咏队队长和文娱部部长讲课《关于作曲》，为明年国庆十周年作准备。所有这些友情活动，都是从来不谈钱的。正如我残存的那张纸条上记录的小诗一首表露，知识分子们都在努力改造世界观，向又红又专的目标迈进呢！

在我最近的歌里

如果还脱离不了

那往日的凄凉音调

请不要心焦

不久，它将成为

人间最后的绝响

而从我康复的心里

将涌出新春的歌唱

接下来就是大炼钢铁了。

这是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年代，工农业战线捷报频传。粮食高产的喜讯，甚至带来了忧虑，粮食多了怎么办也成了问题。老人家连续扫除“反冒进”的障碍，把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封住了保守派的嘴，一心一意要搞工业大跃进，“以纲为纲，带动一切”。一天等于20年，要快字当头，赶超英国。7月2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以钢为纲》，陕西全省的大炼钢铁运动蓬勃兴起，我们就在这样的形势下，被安排加入省冶金工作队的行列。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时半，满载一百多名热加工专业师生、拉着‘交通大学支援商雒地区土法炼铁工作大队’横幅标语的两辆卡车，向商县进发。任务是去商雒山阳等县，造土高炉500座，计划在十一国庆节前出铁，作为大跃进的献礼。

我们作为大三学生，已经开始接触技术基础课了。金属工艺学的理论，在实习工场化铁炉上亲自动手的实践，让我们无所畏惧。我们三三两两组团，分散到商雒各地山区疙瘩里，改造当地形形色色的土高炉，解决了炉型、炉料比例、炉温、送风力度等关键技术问题，硬是把铁矿石炼成了铁水。

山区人民每天两顿包谷糊糊的简朴生活，他们淳朴的阶级感情和友谊，也深深地打动了大学生。整整一百天的同吃同住同劳动，使学生们十二月初回到学校也无法忘怀。我们几个文工团的同学，忍不住想用话剧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们成立一个《普通劳动者》剧组，有何霈、张立民、孙昌林、何康侯、胡增炎、董鄂、斯乾和我，主要由何霈执笔，自编自演；我去请来陕西省话剧团的导演杨老师作辅导，圆满完成了任务。

至于我自己，对这一段山区大炼钢铁的生涯，始终牵挂在心。七十岁以后有了时间，我把它写成约十万字的中篇反思小说，强调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虚构了若干情节，加上“1958爱情故事”的标题，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 对小说举行的研讨会，还得到上海文学报的报道。这已经是将近60年以后的事情了。

四、草棚大礼堂的演出

1957年学校大礼堂还没有建成，学校请来南方工匠，用竹子精心搭建了一座令人称奇的“草棚大礼堂”。

它依地势而建，用竹篱笆做墙，大竹子做梁，茅草做顶，能容纳5000多人开会。里面没有正规的椅子，只有一条条长板凳，一条凳子上可坐七八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校开大会、办文艺演出、放电影、开音乐会等都在这里进行。“草棚大礼堂”给当年的西迁师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1959-1-17星期六的晚上，机械系大炼钢铁话剧《普通劳动者》汇报演出，在草棚大礼堂上演，基本满座，效果不错，掌声热烈，还加谢了一次幕。

从《普通劳动者》话剧演出的广受欢迎说明,交大人热爱话剧的传统始终没变。文工团合唱队、民乐队、口琴队和其他各个队都很活跃；舞蹈队成绩出众，拿出了鄂尔多斯舞、挤奶员舞、快乐的心、织网姑娘、采茶扑蝶、匈牙利舞、溜冰舞等节目。只有话剧队，除了出一点朗诵和小品外，还没有话剧剧目出演。我去找话剧队队长张立民，要让她重视起来。

娇小的张立民是金相51班的，我们大班课一起上，是老相识了。一年级上海分部的时候，她上朗诵节目《东来的云》，打扮时髦，普通话又准又嗲，迷倒了男生观众，于是都叫她为“东来的云”。她会弹钢琴，我掌管着上海分部钢琴室的钥匙，她要练琴就来找我。打开钢琴盖，一上来就是哈农练指曲，手法娴熟，震耳欲聋。她为人很大方，舞会上可以主动出击，到彭校长面前邀请跳舞。她也请我跳过一曲，可惜我在舞会上总是拉手风琴当伴奏，舞步不熟，勉强跳完，就不敢再去请她了。我去找她谈话剧事宜，当然很容易就谈妥的啦！

我们确定排练《破旧的别墅》，这是一个苏联的反谍独幕剧，只要两个人。男角保卫人员，由杨敬业担当；女间谍由张立民扮演。剧本是我提供的，我还充当了导演的角色。因为我已经读了斯坦尼的《演员自我修养》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我的艺术生活》，对话剧的排练正是跃跃欲试的时刻。

该剧的剧情起伏跌宕，男女角色主动地位时刻转换，让观众目不暇接。五月份的演出大获成功，张立民再次成为公众瞩目的人物。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年级很快就要外出生产实习，无法安排连续的周末演出，这个独幕剧的影响力会更大一些。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更为重要的是，交大的话剧意识被唤醒了。几个月后的多幕话剧《最后一幕》，拉开了草棚大礼堂西安交大话剧持续高潮的序幕。

还可以说说张立民她的脱胎换骨，从一个上海小姐成为共产党员，以及她的早逝。我们当年的女篮五号、金相51班的高桦和她是闺中密友，毕业后她们保持着联系。高桦告诉我，张立民先分配在天津，后“调爱”到北京，在一家研究所工作，严格要求自己，力求进步入了党，很快提为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她的夫君是有成就的科研人员，退休前得了癌症，国家领导人都去探望过。张立民一直伺候夫君到最后一刻，后事办完，她自己也病倒，终于不起。一个才华出众、性格爽朗的漂亮女生，还没有退休呢，这样早早地离世，太可惜了。

草棚大礼堂的演出事务中，值得一提的是陕西乐团和中央乐团的来校演出。

有一次我参加西安市大学生合唱团在人民大厦舞台的排练，陕西乐团有人找上门来。他说他们乐团正在筹建，知道交大的音乐欣赏水平较高，想来学校为我们做一场演出，问我是否欢迎。我问了一下，曲目安排比较丰富，合奏、齐奏、独奏都有，而且不用付费，只要演出结束后招待一碗面条就可以了。我就当场表态欢迎。陕西交响乐团（筹）的演奏还是可以的，大作品好像是老柴的《一八一二序曲》，独奏中的黑管很有水准。演出那天，食堂特别重视，觉得只给一碗大肉面未免太寒酸了，就拿出看家本领，做了各式各样的点心，糕团、面点和蛋糕，琳琅满桌；乐团人员进入食堂，连连欢呼：太好看了，太丰富了，太好吃了！  

1959年的中央乐团，还在李凌的领导之下，是国内最为活跃的一个文艺团体。在北京，乐团举办了近400期"星期音乐会"，又开通了"音乐大篷车"，到全国巡回演出；一大批音乐家凭这些音乐会为广大观众所熟悉，一代人也靠这些音乐会了解了世界上最优秀的音乐。他们来到西安交大为我们演出，是我们的荣幸。我从洛阳实习结束回到学校，聆听了这场音乐会。记得那时候已经进入冬天，草棚礼堂外面的夜黑里很有寒意，草棚礼堂舞台的灯光却洋溢着温暖。不知道演出以后，会不会招待夜点，如果有，凭着上次的经验，咱们食堂也一定不会寒酸的吧！

1959年国庆十周年，合唱队应该记录的事情，是《幸福河大合唱》的排练和演出。

《幸福河大合唱》：上海音乐学院 肖白詞，肖白、王久芳、王強、张英民曲。写于1958年秋冬。1959年6月荣获第七届世界学生与青年联欢节音乐比赛大合唱一等奖，是我国作品在国际音乐比赛中第一次获得这样高的荣誉。它以苏北人民大搞水利建设为题材，擷取了几个典型的场面，讴歌了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和他们创造性的劳动。

《幸福河大合唱》是一部抒情性体裁的大合唱，作品分六个乐章。

抒情的風格與明朗欢快的色調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這部作品的基調。我们大概六月后不久就拿到了《幸福河大合唱》的合唱谱。我非常喜欢这抒情風格的大合唱，决定马上投入排练。那首“小车”的男声独唱，是提供合唱谱的男孩唱的，完成得很漂亮，其曲调我至今仍然记得:   一轮哎 小车嗳，骨碌碌地转 哎......

但是他没法搞到管弦乐伴奏的总谱，怎么办？这也难不倒我。我不是已经学了管弦乐配器法与和声学了吗？利用一个暑假，我把总谱写了出来。完全是土法上马，全部用简谱的首调记谱法。铜管乐谱子习惯于降b调记谱的问题，我就请铜管部负责人来解决,完全搞定。演出非常成功，《幸福河大合唱》在草棚大礼堂的演唱大受欢迎。

排练中有一个小插曲值得记录。我们管乐器中，长笛手的吹奏水平很高，我特意在结尾的第六乐章前奏中安排了一段flute独奏，让他可以发挥一下。没有料想到他不买我的帐，他当众提出：“指挥，你安排的这段solo,是什么意思？”我说：“增加一点前奏的色彩，怎么，你不喜欢？那就删掉！”

我要体现指挥的权威，不容他人挑战我的权威。现在想来，长笛吹奏者和我，大家都是年轻好胜啊！

五、1959话剧《最后一幕》和未来影帝

据7字头学生王家隽回忆：“1959年，学校为了庆祝国庆十周年，由苏庄副校长负责组织庆祝晚会，话剧队要演出大型话剧“最后一幕”。

戈治均他们演《最后一幕》，我记得好像是1959年秋，我们正忙着在洛阳实习。1957年西安动力学院全部及西北工学院、农学院部分系，合并进入交大，《最后一幕》的主演兰思祖、陆敬严（二人是机械系），戈治均（水利系），桂训虞（纺织系）得以在交大学生文工团话剧队，汇聚一起。

《最后一幕》演出的盛况，由低我一届的吴耀华兄在我一篇博文《一张老照片》后跟帖中可见一斑：

渊澄学兄：您说“今天看这张剧照心想，我们这些工科毕业生，如果进入话剧界，也不会差到那里去。”您说得很对。校文工团话剧队曾排演过兰光写的《最后一幕》，同学们看过后，曾有同学写小字报，要求我们在西安市慰问公演，以扩大学校在西安人民中的影响，并说与宝鸡市话剧团比一比，他们也在西安上演同一剧目。兰思祖演队长，陆敬严扮艺术家，还听说扮特务队长的就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当电影演员去了。 京剧队的琴师姓张，是您们5字头的，后来到我们这一届了，毕业后听说是进入京剧团了。

我回复写道：

有些事情不提则罢，一提全都想起来了。耀华兄，你说“扮特务队长的就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当电影演员去了”，他叫戈治均。

当专业演员的前三十年他默默无闻，但他在西影厂早就和张艺谋相识。1991年已成气候的老谋子请他在《秋菊打官司》中演老公安人员，非常成功。以后片约不断，2001年以《押解的故事》（和傅彪双主演）获第１０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男主角大奖。当时媒体上的标题是：

戈治均“称帝”、宋春丽“封后”。呵呵，工科生当影帝，风光不风光？

兰光编写的话剧《最后一幕》，说的是国共合作时期抗日演剧队的故事。宗立文在他的回忆录里这么介绍：

《最后一幕》写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敌演剧队’经历了10年特殊的斗争生活之后，在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之时面临着新的压迫和危险。反动派加强特务统治，强令演出‘勘乱’戏，妄图破坏地下党的活动，把演剧队纳入反共宣传的行列。演剧队以应放、白静娴为首的地下党员，坚持革命立场，团结全体队员，以巧妙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阴谋。终于冲破重重封锁，全队安全撤回解放区。全剧成功地塑造了善于在复杂环境中进行斗争的应放、静娴等形象，并通过演剧队生活的一角，展现了国民党统治区在政治、文化、学生运动等方面复杂的斗争现实。

宗立文说：在学长们排演的《最后一幕》里......6字头机械系的蓝思祖饰演剧队长应放，王家隽饰大姐（白静娴），6字头机械系的陆敬严饰演剧队的小生演员苏力（这三位都是广播台的播音员。我是1959年的新播音员，和他们结识而被拉去跑龙套），饰演反一号的是后来老树开新花的影帝戈治钧，应该说，他是所有演员中最出色的，浑身是戏。

我要补充宗立文的是：里面的女一号“百灵”，是由桂训虞饰演的。之所以要着重提到她，是因为当时兰思祖就告诉我，她是杜宣的女儿，母亲在西安外语学院当领导。而且，她后来成了戈治均的太太。还得提一句，原以为桂训虞跟的是母姓，后来才知道，杜宣原名桂苍凌，“桂”才是桂训虞家的祖姓哦！

在宗立文那里借来了一张和《最后一幕》有关的翠华山合影，放在文中作为历史见证。可惜女生的名字 除了右2王家隽外，都已经叫不出来了。

【附录】摘录一些网上的资料，读者们或许会感兴趣：

·戈治均考上大学，专业是他母亲挑的。母亲说，戈姓是大禹之后，家里有学医的，有学化学的，有学航空机械，你就学学老祖先的专业吧。于是，戈治均稀里糊涂地上了水利系。戈治均对这专业太不用功了，他就痴迷于演戏。这时，他认识了桂训虞……1959年年底，戈治均大三的那年，刚刚成立的西安电影制片厂要扩大演员阵容，从各个高等院校里抽调文艺骨干。戈治均想，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所以没有征求家里人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地改行了。学校学生党支部书记给戈治均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说“这么好的学校，又上到三年级了，现在要走，简直不可理喻”……

·戈治均和桂训虞一直保持着联系。八年以后的1967年，他们决定结婚。“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戏演，也没涨过工资。戈治均因为是大学肄业，刚开始拿37.5元，后来调到45元；桂训虞拿58.5元。一听说他们要结婚，同事们都很热心。房子是真的，家具全是道具。桌子是道具，有抽屉拉不开，假的。柜子也是道具。床是单人床，还差一块，哪儿找那块板呢？一看，把剧院的招牌拿来了。可床单还没影呢？桂训虞的一个同事去到上海出差，床单就托她去买回来……

现在，戈治均是国家一级演员，桂训虞是大学教授。

 以下是戈治均的有关思考：

——我是学理工出身，总喜欢以理工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电影。电影是工业，前期有很多机械、化学反应的东西，现在又有数码了。如《秋菊打官司》，用数学的观念抽象出来，这是一种多维空间，绝不是三维、四维所能代替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环境与你我的关系——绝对是多维的。一个没有想象力的演员，怎么去表演?进入规定情景就万事大吉了吗?生活是艺术唯一源泉吗?演员进入角色就算成功吗?

这是一个非专业出身演员的专业思考。有了理工科的底子，想法跟文科出身的总是不一样，不是吗……

六、1960 大学毕业前夕

进入1960年，还有半年就要大学毕业了。因为是在西安中小工厂毕业实习和做毕业课题，就有时间参加一点学校的文艺活动。

愈临近毕业，愈关心的最困扰的话题就是毕业分配。各种说法都出来了：我们没有上海和南方的分配名额，要去的就是西北、西南，留在陕西和西安的也不少。铸工教研室老师先是找我们一个个谈话，基本确定分配的方向；最后，明确宣布地方和单位。虽然我们在学习期间，规定是不准谈恋爱的，但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刻，真正确定了恋爱关系的同学，还是会在分配中加以考虑和照顾，例如陈建明和李美蓉就是。

在“关键时刻”到来之前，有一次我在合唱团排练。这次排练是细抠贺绿汀的《游击队歌》，我要把这首歌唱出“游击队员从远而近、然后由近到远”的形象。排练还没开始呢，团委副书记王玉璋进入了排练室。寒暄了一下，他要坐下来听，我也没有在意。我在排练过程中强调，游击队员从远处过来，声音当然要小一点，但小声，不等于没有节奏，吐词不能含糊不清。例如我们在唱第一句的时候，“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神枪手 要一字一顿，子弹 要一字一顿，抓住了这个要领，我们就可以唱出小声而有节奏的歌词了。来，我们试试看……对，效果不是出来了吗！这就是游击队员从远处过来时候英俊的形象，很棒！走近了、走近了，声音放大了，这时候的关键是情绪要饱满，“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男高声部在干嘛？你们高音衬托的声音不要飘，要饱满，这就对了！

……我们就这样，一句句的抠，一段段的排，一小时一下子就过去了，我让大家休息一下。转过身来，王玉璋还没有走，他听得津津有味呢。他站起来和我握手，对我说，很好很好、不错不错，然后向我告辞走了。

事后我才知道，彭康校长有指示，从上海迁来西安的学生文艺干部，要留几个骨干分子，继续为学校的文艺宣传工作做贡献。团委副书记王玉璋这是专程来合唱团看我排练，对我进行考察。留校以后，在教工文艺活动之余，团委书记吴镇东曾经请我到她家去玩，她家有钢琴，她还弹给我听。他们把我留下是有蓄谋的，而我确实是蒙在鼓里呢！

难怪教研室主任吴之凤教授亲自找我谈毕业分配问题。他说，你是有特长的学生，学校要把你留下来，不会有意见吧？很光荣的一件事情，高兴还来不及，但我知道自己不能表露出任何喜怒哀乐的情绪，只能像大家一样，很严肃地说：服从组织的安排和分配！

我们铸工51、52班留校的名额还不少：毕镐钧、郑善维是作为学生干部留下的，唐乐嘉、虞和洵是研究生，我和王克淦是教师。后来，分到重庆大学的钱翰城也回来读研究生。不到50人的两个班，留校占了6名 ，百分比够高了吧！若干年后，毕镐钧当上西安交大副校长兼副书记，郑善维成为学校工会主席，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1960年，毕业前夕的夏天，还有一件值得记录的事情，就是带了学生合唱团去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录音棚，和其管弦乐队合作录制一段合唱。

西安电影制片厂1956年4月筹建，1958年8月成立。1976年以后，该厂在故事片创作上引人注目，《西安事变》、《老井》、《红高粱》、《秋菊打官司》、《菊豆》、《霸王别姬》，都是西影出品的佳作，在各种国际电影节上屡屡获奖。但在1960年的时候，西影厂刚刚开始拍摄电影故事片，那时可以说是默默无闻。

西影有人来找我，说故事片《永恒的友谊》里，还缺一段结尾处合唱“啊”需要录音，没有歌词，只要“啊”，烘托一个激动人心场面的气氛。前面的合唱都是西安歌舞团配音的，这回他们下乡演出去了，为了不影响如期完成生产计划，来请我们帮忙。好玩的新鲜事儿，又很长脸，何乐而不为。约定的日子，我找来二十几位合唱队员，排练了一下，坐上西影派来的客车，去到他们厂的录音棚。我在现场排练指挥了一遍，就把合唱队交给了乐队指挥。那时的录音棚还没有空调设备，为了录音效果，录音时还不许开电风扇。就这么一条不到两分钟的录音，反反复复，停停歇歇，居然花了半天的功夫。乐队指挥姓仇，身穿背心短裤，脖子上挂着一条大毛巾，一面指挥乐队，一面不断的扯着半边毛巾，揩拭脸上的汗水。我心里想，指挥实在是苦力活，应该划入劳动人民阶层中去……

为了书写这一段回忆，五十八年后的今天，我特意到网上寻找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历史记录，找到了电影 《永恒的友谊》的痕迹。里面的这么一小段合唱“啊”，在电影快结束的01:20:52处，居然让我重新听到了。影片当然不会特别注明“交大合唱团”的名字，片头上赫然署名的是“陕西省管弦乐团指挥仇明德”、“西安人民歌舞剧团合唱队”，但我们在临近毕业的前夕，毕竟也为影片出过一份小小的力，帮忙使劲儿“啊”过的呀！

(西安交通大学首届“金穗杯”星火文学奖获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