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卅交大——我与母校的故事】峥嵘岁月 医路前行

——难忘的西安医学院学习时光

郭汉林，1973级西安医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医学系二班

1973年秋天，命运给予我温情的眷顾，让我这个来自渭北黄土高原的农村娃，有幸成为西安医学院的一名大学生。入学第二天，我激动地戴上白底红字的“西安医学院”校徽，怀着新鲜与好奇的心情加入新生队列参观校园，教学区绿化带上的菊花、木槿、桂花与各式景观树将校园装点得如花园般五彩斑斓、生机盎然。阶梯教室里，日光灯下洒下一片白银似的柔和光晕，照亮每个角落；宽大的磨砂玻璃黑板，一排排弧形的固定桌椅，让教室宛如一座小型影院；生理解剖楼道的橱窗里陈列着经福尔马林固定的人体器官标本。一切都那么新鲜，一切又如此幽雅、清静。

作者在当时的校门口

在无限的憧憬与遐想中，我的大学生活开始了。当时正值教育调整时期，课程设置有所精简，教材虽薄却皆为精华，授课老师每堂课都会补充许多扩展内容——“私货”，因此我们所学知识不仅未被削减，反而更加丰富、充实。

老专家、教授已全部重返岗位，他们德才兼备，满怀信心，全力投入教学。世界著名生理学教授侯宗濂、全国著名病理学教授莫旭东、英语教授邵循道、心血管专家杨鼎颐等都曾为我们年级授课。在附属一院大阶梯教室外，课间常能见到一位花甲之年、个子不高、身材微胖的老先生，身着藏蓝上衣，戴银丝眼镜，右手捏着一片手掌大小、写满字的合页纸，一边踱步一边沉吟。上课铃响，这位儒雅端庄的老先生走上讲台，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地讲解子宫肌瘤的临床特点。她那张写满笔记的小纸片端端正正地放在讲台上，却全程未曾看过一眼，我至今记忆犹新。她便是全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王秉正教授。

1975年和同学参观西安碑林博物馆，左一位为作者

那时，同学们白天上课，晚上便在阅览室自习。西安医学院的阅览室犹如一座宝藏，层层书架摆满了永远读不完的书籍。每逢周末阅览室关闭，校园的角落、树荫下、生理楼的屋顶便成了同学们常去之地。我们在那里如饥似渴地复习一周的学习重点、背诵必须熟记的内容。由于长期紧张学习，压力过大，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整夜噩梦，有时甚至惊叫，影响舍友休息。服用安定片后白天昏沉，如此持续半年多才渐渐好转。虽然学校考试并不频繁，但同学们却无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求知若渴，废寝忘食。即便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年代，我们仍未放弃对知识的追寻。

按照“开门办学”的方针，在老师带领下，我们曾赴岐山、凤翔、蔡家坡等医院，甚至远至金堆城钼矿职工医院见习。我们跟随老师上门诊、查病房、进手术室。外科潘承恩老师在无影灯下，一边熟练操作手术器械，一边详细讲解每一个解剖部位与手术步骤。我们围在手术台旁，脸上写满好奇与紧张，眼中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消化科陈思训老师是位学究型的师长，带我们下乡三个月，他嘱咐我们：“要重视基础理论，更要学会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老师的教诲令我受益终身。

实习时，我们班有幸分配到医学院附属一院。这是最为忙碌的一年，我们不仅要担任一线大夫，书写病历、参与值班，还争取参加每周医院的专题讲座。即使已轮转过的科室若有危重病人、罕见病例或全院病案讨论，我们也尽量挤出时间去听、去看。记得在神经内科实习时，某晚随老师去急诊室会诊一位昏迷患者，老师嘱我为其做腰穿。在神经内科虽见过老师操作，自己却从未动手。心中不免忐忑，行动上已开始准备穿刺包，脑海里迅速回顾定位、消毒与穿刺要领。戴上帽子口罩，全副武装，生怕被人认出是学生。心中默念要领，凝神进针——竟然一次成功。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离“医生”这个称呼近了一步。

在心血管内科实习时，心电图是诊断心脏病尤其是心律失常的重要手段，但系统教学尚未开展。面对这一空白，我决定自学。周末去小寨书店买了一本《临床心电图手册》，利用课余反复琢磨P波、QRS波群与T波的意义；午休时协助老师为住院患者做床旁心电图，从安放电极到记录波形，逐步熟悉流程，再对照手册分析异常图形。一个月的实习，不仅掌握了心血管常见病的诊疗常规，也系统梳理了房性早搏、室上性心动过速等常见心律失常的心电图特征，为我日后从事心血管专业奠定了基础。

大三时，我的两位中学同学焦春霞、马骁荣分别读大二和大一。马骁荣说她害怕进解剖室，我们三人便约好晚自习一同去练胆。骨骼室靠墙的架子上挂着一具完整人体骨骼，我们边看边议，从头颅、躯干到四肢，竟将全身206块骨的名称、形态、位置及骨间连接记得一清二楚。如今回想，真难以想象年轻时竟有那样好的记忆力。

学业忙碌，生活压力却如影随形。那时，国家每月补贴每个学生15元伙食费和4元零用。为节省开支，我买来纱布，请同学王淑梅在小寨商场的柜台租用缝纫机，自制了一顶简易蚊帐。这顶蚊帐陪我度过三年大学时光，毕业多年仍留在身边。为在熄灯后多看会儿书，我从校外朋友处找来两截一米多长的旧电线，想在床头接个灯泡。接通电源瞬间，电线胶皮着火，刺鼻的焦糊味弥漫楼道，整栋宿舍楼跳闸断电。事后我被指导员贾麦盛老师严肃批评，惭愧不已。寒暑假不在学校用餐，可退10多元伙食费，那时西安回旬邑的长途车票3.8元，剩余钱买些糕点、水果“体体面面”回家。记得有一次我用5块钱为母亲买了一顶黑色平绒棉帽，她高兴极了。为省钱，1975年寒假，我深夜搭乘运水泥的卡车返校，戴双层棉口罩防尘，裹紧棉衣御寒，颠簸两小时抵达三原火车站，在候车室捱到天明，再花5毛钱坐火车回校。

西安夏日酷热，学校只有大教室、礼堂装有木吊扇，宿舍并无降温设施。我们宿舍正对水房，即使夜晚也敞着门，通风是对抗炎热的唯一方法。当时我们住三号学生楼，男生住三楼，女生住二楼，一楼从未设门卫。记得大一那年夏天某个周末晚饭后，我在宿舍只穿一条短裤，光着膀子坐在床沿，双脚泡在盛满凉水的盆里看书。忽然，一位外校的中学女同学出现在门口，我手忙脚乱，一脚蹬翻脸盆，狼狈不堪。

虽然学习期间经济拮据，但生活却充满激情与浪漫，总渴望用双脚丈量世界。同班同学冯存有年纪最小、个子最高，谈起家乡凤县总是滔滔不绝。一个周末，我俩悄悄乘火车去了他家，游览了秦岭。有了这次“经验”，后来我又与郑贵选、慕建发从西安东站出发，再“乘火车”到华阴县，从玉泉院开始夜爬华山，于凌晨四点多登顶观看日出。

那时学院经常组织全院师生参加动员大会，但会后同学们依然专注于学业，阅览室和大阶梯教室总是座无虚席，校园每个角落都留下了勤奋苦读的身影。

在西安医学院三年多的刻苦学习后，修业期满、成绩合格，我们1973级学员终于在1976年12月20日毕业了。全班28名同学奔赴天南地北。

多年后，张德秀、郗彦萍、李民众三位同学留校成为交大附属医院的教授、主任医师；张德秀同学从事青光眼诊治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数篇，曾担任《国际眼科杂志》常务编委。郑贵选、马东洋、温锦南任职省市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李萍任北京市儿童医院主任医师。多数同学在县市级以上医院担任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同学们在各自岗位上扛起责任，向党和人民交出了合格答卷。

五十年了，许多往事依然清晰如昨。虽已年过古稀，但在西安医学院的求学片段，那些如火如荼的校园生活，同学们刻苦的身影，老师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至今仍时常浮现眼前，不断激励着我砥砺前行。

2026年3月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