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值此西安医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1972级校友毕业五十周年之际,校友们通过讲述各自成长成才的故事向母校汇报,感恩母校和老师的栽培。他们凭借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淬炼的顽强毅力和专业素养,从母校毕业后立足岗位,为国家卫生健康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医者仁心的崇高使命。即日起特开设【我的西医岁月——1972级医学校友毕业50周年纪念】栏目,连续刊发专稿,以馈读者。(稿件刊发不分先后)
在西安医学院学习的点滴回忆
李刚,1972级西安医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医疗系
1972年,作为全国全面开始招收大学生后的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我们进入西安医学院学习,到1975年毕业,已经过去整整50周年,如今都已是从心之年的古稀老人。前几日应老友相邀让写一篇纪念文章,确实想写,但又不知如何下笔。虽然如今AI写作正时髦盛行,许多人都通过AI写文章,但那样写出来的文章千篇一律,缺乏特色。弄不好还会出现“撞文”,一时成为笑话。但还要完成老友交代的任务,我就按随心想到的写一点感想吧,如此敷衍还望大家原谅。
一、几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同学

1972级医疗系7班部分同学,三排左一为作者(1972年)
我们这一届同学不少,全年级共600余位,当时能成为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的许多人都不太一般。同班同学,大家年龄大多相差五六岁,同学中有老高三的,也有初一的,这些人都多少有些各自的特点。在三年多一起学习的经历中,大量同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其中有几位同学令我无法忘记,他们在学校时的特殊表现还是有些与众不同。
何小文同学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特点是有着非常特殊的学习方法,简单说就是“死记硬背”。那时的教育理念是学习要重在理解,不要死记硬背,但何小文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只要你在校园见到他,他总是低着头,背着手,手上拿一本书,嘴里念念有词,见人爱理不理。所以大家觉得他有点“另类”,但每次考试他总是全校第一名。虽然在当时,学习好还没让人有多么羡慕,但在毕业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学习好就有了明显优势。毕业后何小文与我们一同留校任教,在1978年全国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时,他凭借着特殊的学习方法一举考上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师从张香桐院士。他“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并在随后的效仿中获益其中。后来何小文硕士毕业后又到德国念了博士,现在国外工作。是我们这一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

何小文(左)、作者(中)和北京大学韩济生院士(右)(2009年)
马欣同学的学习也有类似的特点。他是我插队时的知青村友,还在同一大队,入学时我们相互都不知道。在开学第一天我从宿舍水房回房间走错到他的宿舍,才意外地发现我们竟然成为了同届同学。马欣在大队时当“赤脚医生”,当时村中有一小孩不会说话。马欣就坚持给他扎针。经过两个月治疗,孩子终于开口说话,能够简单地与家人交流。从此他让人刮目相看,远近闻名。当我们还在花钱买《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时,他在省内各级学《毛选》积极分子会上获得的《毛选》书籍已经摞起来比人高了。他的学习特点也是“死记硬背”,但他专门背英汉词典。我曾问他能否把英汉词典背下来,他回答说差不多吧,这一看似简单的回答却让人惊诧不已。他的这一特殊学习方法也让他受益匪浅,以后经过他勤奋努力,逐步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来成为西安医科大学(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药理系主任教授,也是我们这届同学里的佼佼者。

马欣教授(前排右二)(2020年)
与上述同学有些不同的是王来林同学。王来林入学前是陕北府谷县基层医院的一名中医医生,入学前就有一定的医学基础。他的特点是有很高的情商,一口方言,跟老师同学都能说得来。学习中医时,最令人头痛的是背中医汤头。我们十天半月也背不了几个,但他早就轻车熟路烂记于心,并能应用自如,令人羡慕不已。在中医门诊实习时,有些人还在因记不住汤头偷偷看书写处方,而王来林已经在门诊独当一面了。因王来林中医业务娴熟,所以在实习后期的农村巡回医疗时,带队老师都愿意带着他,对他另眼看待。毕业后王来林又回到陕北工作,因在工作中勤奋努力,凭借着他的本事,曾先后在高石崖乡医院、新民、麻镇中心卫生院工作,府谷县医院、榆林市中医院担任医生、院长。1999年任榆林市卫生局副局长,为陕北医药卫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是我们毕业后从政同学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一排左七)与王来林(一排左三)同学参加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红色教育活动(2025年)
二、几位令人印象深刻的老师
入学后经过半年的文化补课后,我们即进入医学课程的学习,包括前期的基础课和后期的临床课。授课老师们教会了我们大量知识,其中基础课的老师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这也许与我毕业后长期从事基础教学有关吧。
李同良老师是其中的一位。当时李同良老师是生化教研组的助教,给我们带生化实验课。李老师高高的个子,背有点驼,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长得就像外国人。李老师讲课的特点幽默风趣,妙语连珠。令我多年一直不能忘记的是有一次在讲授胆汁酸代谢时,他让我和另外两位同学上台用粉笔在黑板上绘出肝小叶。其他两位同学按照肝小叶的组织学切片来画,但在黑板上画组织切片何其难也,结果可想而知。我一开始就感觉不能这么画,便画了个模拟图,不想竟得到李老师的表扬。李老师把我留下来,给大家讲述肝小叶的结构与功能,这是我第一次上讲台。在我毕业后任教多年中,我曾不止一次地效仿李老师的这个教学案例,让同学上台画肝小叶。李同良老师后来升任西安医科大学副校长、海南医学院建院首任院长,我曾有幸在他领导下的海南医学院工作多年。李老师不仅是我的恩师,也是多年好友,直到今天我们还一直保持联系。

李同良教授夫妇(2024年)
另一位是樊小力老师。樊老师当时是生理教研组的助教,他也是我们小班实验课老师。樊老师讲课的特点是干净利索,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语言流畅,吐字清晰,条理明确,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令人难忘,这种风格也是我后来授课时效仿的楷模。生理课结束后,直至后来我留校工作就一直和樊老师没再有密切接触。直到十年前突然接到樊老师通知,他推荐我作为他主编教材《基础医学导论》的副主编,给了我一次编写教材实践和锻炼的机会。正是由于他的推荐,我逐渐从副主编到后来这部教材第三版的主编。樊老师后来也升任为西安医科大学副校长,在国内生理学界具有崇高威望。

作者与樊小力教授(右)(2009年)
再值得一谈的是西安医学院德高望重的老院长、著名生理学家侯宗濂教授,大家尊称他为侯老。侯宗濂1900年出生,我进学校时他已经72岁高龄。由于他的高龄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已经基本上不再任教,但我还是有机会聆听了他专门为我们“工农兵学员”讲授的针刺麻醉原理的学术报告。在那个年代,国家鼓励搞针刺麻醉,侯宗濂就是国内针刺麻醉机制研究的主要领军代表人物,他曾为了研究针刺麻醉的原理,将自己合谷穴组织取出做成数千张切片观察,并得出重要结论,这种敬业的精神令人钦佩。直到前几年,我才有意识地关注他的学术经历。侯宗濂1914年考入南满医学堂(满洲医科大学前身)预科,1920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1922年他被推荐入任满州医科大学副教授,此时侯宗濂年仅26岁,已经成为国际生理学界的知名人士了。1930年侯宗濂先后赴奥地利和德国留学,当时他发文对著名科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拉皮克的“时值”学说提出质疑,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他提出的“标准时值学说”至今还保留在生理教科书中。1931年出任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生理教授、主任,图书馆馆长。1937年侯宗濂受邀创办了福建省立医学专门学校(福建医科大学前身)并任校长。1944年应邀来陕,去汉中接任西北医学院(西安医学院前身)院长,1954任国立西北医学院院长,195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1963年获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78年侯宗濂荣获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全国科学大会个人奖,他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去世,享年92岁。遵其遗嘱他的骨灰一半葬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另一半葬于福建医科大学。现在如果来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和福建医科大学,还都可以看到侯老的塑像。

作者在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侯宗濂教授塑像前(2010年)
2023年我应深圳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邀请,专门做了一场介绍侯宗濂教授的讲座。后来有生理学的老师还奇怪,生物化学老师怎么去讲生理历史。其实我之所以对侯老经历感兴趣主要我与侯老在两个地方有交集,一是侯老是我母校西安医学院的老院长,我曾在西安医学院前后学习工作20年。二是他曾任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图书馆馆长,我也有幸做过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馆长,侯老是我的前任。至今在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和校史展览的墙上,仍然可以看到侯老生前的照片。
西安医学院令人回忆的事情太多了,既有我们当时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也有老师们在黑板前谆谆教诲和无影灯下手把手的指导。在50年前的毕业典礼后,我们各自奔赴人生的战场。有人从事基础教学,有人作为临床医师,有人成为行业翘楚,有人默默耕耘基层,有人远渡重洋,有人扎根故土,但我们都始终铭记我们的学术起点是在西安医学院,母校依旧,情谊长存,是它给我们插上了翅膀,让我们可以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每个人自己的人生篇章。
李刚 北京大学
2025.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