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值此西安医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1972级校友毕业五十周年之际，校友们通过讲述各自成长成才的故事向母校汇报，感恩母校和老师的栽培。他们凭借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淬炼的顽强毅力和专业素养，从母校毕业后立足岗位，为国家卫生健康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医者仁心的崇高使命。即日起特开设【我的西医岁月——1972级医学校友毕业50周年纪念】栏目，连续刊发专稿，以馈读者。（稿件刊发不分先后）

【我的西医岁月——1972级医学校友毕业50周年纪念】在西安医学院学习的点滴回忆

李刚，1972级西安医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医疗系

1972年，作为全国全面开始招收大学生后的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我们进入西安医学院学习，到1975年毕业，已经过去整整50周年，如今都已是从心之年的古稀老人。前几日应老友相邀让写一篇纪念文章，确实想写，但又不知如何下笔。虽然如今AI写作正时髦盛行，许多人都通过AI写文章，但那样写出来的文章千篇一律，缺乏特色。弄不好还会出现“撞文”，一时成为笑话。但还要完成老友交代的任务，我就按随心想到的写一点感想吧，如此敷衍还望大家原谅。

一、几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同学

1972级医疗系7班部分同学，三排左一为作者（1972年）

我们这一届同学不少，全年级共600人，当时能成为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的许多人都不太一般。同班同学，大家年龄大多相差五六岁，同学中有老高三的，也有初一的，这些人都多少有些各自的特点。在三年多一起学习的经历中，大量同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其中有几位同学令我无法忘记，他们在学校时的特殊表现还是有些与众不同。

何小文同学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特点是有着非常特殊的学习方法，简单说就是“死记硬背”。那时的教育理念是学习要重在理解，不要死记硬背，但何小文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只要你在校园见到他，他总是低着头，背着手，手上拿一本书，嘴里念念有词，见人爱理不理。所以大家觉得他有点“另类”，但每次考试他总是全校第一名。虽然在当时，学习好还没让人有多么羡慕，但在毕业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学习好就有了明显优势。毕业后何小文与我们一同留校任教，在1978年全国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时，他凭借着特殊的学习方法一举考上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师从张香桐院士。他“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并在随后的效仿中获益其中。后来何小文硕士毕业后又到德国念了博士，现在国外工作。是我们这一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

何小文（左）、作者（中）和北京大学韩济生院士（右）（2009年）

马欣同学的学习也有类似的特点。他是我插队时的知青村友，还在同一大队，入学时我们相互都不知道。在开学第一天我从宿舍水房回房间走错到他的宿舍，才意外地发现我们竟然成为了同届同学。马欣在大队时当“赤脚医生”，当时村中有一小孩不会说话。马欣就坚持给他扎针。经过两个月治疗，孩子终于开口说话，能够简单地与家人交流。从此他让人刮目相看，远近闻名。当我们还在花钱买《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时，他在省内各级学《毛选》积极分子会上获得的《毛选》书籍已经摞起来比人高了。他的学习特点也是“死记硬背”，但他专门背英汉词典。我曾问他能否把英汉词典背下来，他回答说差不多吧，这一看似简单的回答却让人惊诧不已。他的这一特殊学习方法也让他受益匪浅，以后经过他勤奋努力，逐步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来成为西安医科大学（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药理系主任教授，也是我们这届同学里的佼佼者。

马欣教授（前排右二）（2020年）

与上述同学有些不同的是王来林同学。王来林入学前是陕北府谷县基层医院的一名中医医生，入学前就有一定的医学基础。他的特点是有很高的情商，一口方言，跟老师同学都能说得来。学习中医时，最令人头痛的是背中医汤头。我们十天半月也背不了几个，但他早就轻车熟路烂记于心，并能应用自如，令人羡慕不已。在中医门诊实习时，有些人还在因记不住汤头偷偷看书写处方，而王来林已经在门诊独当一面了。因王来林中医业务娴熟，所以在实习后期的农村巡回医疗时，带队老师都愿意带着他，对他另眼看待。毕业后王来林又回到陕北工作，因在工作中勤奋努力，凭借着他的本事，曾先后在高石崖乡医院、新民、麻镇中心卫生院工作，府谷县医院、榆林市中医院担任医生、院长。1999年任榆林市卫生局副局长，为陕北医药卫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是我们毕业后从政同学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一排左七）与王来林（一排左三）同学参加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红色教育活动（2025年）

二、几位令人印象深刻的老师

入学后经过半年的文化补课后，我们即进入医学课程的学习，包括前期的基础课和后期的临床课。授课老师们教会了我们大量知识，其中基础课的老师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这也许与我毕业后长期从事基础教学有关吧。

李同良老师是其中的一位。当时李同良老师是生化教研组的助教，给我们带生化实验课。李老师高高的个子，背有点驼，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长得就像外国人。李老师讲课的特点幽默风趣，妙语连珠。令我多年一直不能忘记的是有一次在讲授胆汁酸代谢时，他让我和另外两位同学上台用粉笔在黑板上绘出肝小叶。其他两位同学按照肝小叶的组织学切片来画，但在黑板上画组织切片何其难也，结果可想而知。我一开始就感觉不能这么画，便画了个模拟图，不想竟得到李老师的表扬。李老师把我留下来，给大家讲述肝小叶的结构与功能，这是我第一次上讲台。在我毕业后任教多年中，我曾不止一次地效仿李老师的这个教学案例，让同学上台画肝小叶。李同良老师后来升任西安医科大学副校长、海南医学院建院首任院长，我曾有幸在他领导下的海南医学院工作多年。李老师不仅是我的恩师，也是多年好友，直到今天我们还一直保持联系。

李同良教授夫妇（2024年）

另一位是樊小力老师。樊老师当时是生理教研组的助教，他也是我们小班实验课老师。樊老师讲课的特点是干净利索，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语言流畅，吐字清晰，条理明确，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令人难忘，这种风格也是我后来授课时效仿的楷模。生理课结束后，直至后来我留校工作就一直和樊老师没再有密切接触。直到十年前突然接到樊老师通知，他推荐我作为他主编教材《基础医学导论》的副主编，给了我一次编写教材实践和锻炼的机会。正是由于他的推荐，我逐渐从副主编到后来这部教材第三版的主编。樊老师后来也升任为西安医科大学副校长，在国内生理学界具有崇高威望。

作者与樊小力教授（右）（2009年）

再值得一谈的是西安医学院德高望重的老院长、著名生理学家侯宗濂教授，大家尊称他为侯老。侯宗濂1900年出生，我进学校时他已经72岁高龄。由于他的高龄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已经基本上不再任教，但我还是有机会聆听了他专门为我们“工农兵学员”讲授的针刺麻醉原理的学术报告。在那个年代，国家鼓励搞针刺麻醉，侯宗濂就是国内针刺麻醉机制研究的主要领军代表人物，他曾为了研究针刺麻醉的原理，将自己合谷穴组织取出做成数千张切片观察，并得出重要结论，这种敬业的精神令人钦佩。直到前几年，我才有意识地关注他的学术经历。侯宗濂1914年考入南满医学堂（满洲医科大学前身）预科，1920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1922年他被推荐入任满州医科大学副教授，此时侯宗濂年仅26岁，已经成为国际生理学界的知名人士了。1930年侯宗濂先后赴奥地利和德国留学，当时他发文对著名科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拉皮克的“时值”学说提出质疑，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他提出的“标准时值学说”至今还保留在生理教科书中。1931年出任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生理教授、主任，图书馆馆长。1937年侯宗濂受邀创办了福建省立医学专门学校（福建医科大学前身）并任校长。1944年应邀来陕，去汉中接任西北医学院（西安医学院前身）院长，1954任国立西北医学院院长，195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1963年获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78年侯宗濂荣获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全国科学大会个人奖，他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去世，享年92岁。遵其遗嘱他的骨灰一半葬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另一半葬于福建医科大学。现在如果来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和福建医科大学，还都可以看到侯老的塑像。

作者在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侯宗濂教授塑像前（2010年）

2023年我应深圳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邀请，专门做了一场介绍侯宗濂教授的讲座。后来有生理学的老师还奇怪，生物化学老师怎么去讲生理历史。其实我之所以对侯老经历感兴趣主要我与侯老在两个地方有交集，一是侯老是我母校西安医学院的老院长，我曾在西安医学院前后学习工作20年。二是他曾任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图书馆馆长，我也有幸做过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馆长，侯老是我的前任。至今在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和校史展览的墙上，仍然可以看到侯老生前的照片。

西安医学院令人回忆的事情太多了，既有我们当时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也有老师们在黑板前谆谆教诲和无影灯下手把手的指导。在50年前的毕业典礼后，我们各自奔赴人生的战场。有人从事基础教学，有人作为临床医师，有人成为行业翘楚，有人默默耕耘基层，有人远渡重洋，有人扎根故土，但我们都始终铭记我们的学术起点是在西安医学院，母校依旧，情谊长存，是它给我们插上了翅膀，让我们可以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每个人自己的人生篇章。

李刚 北京大学

2025.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