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启德：这才是医生最牛的处方!

作者： 李子君

韩启德，1978年—1982年就读于原西安医科大学，获硕士学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中国科协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199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4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2018年10月9日，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海南博鳌医学创新研究院和健康界联合主办的2018中国医院创新发展峰会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建院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在论坛上进行题为“医学的温度”主旨发言。韩启德分享了自己从医以来的收获和感触，以及对人文关怀的理解。他的发言感人至深，以下为发言内容，编辑略有删减。

 我10岁时得了猩红热，两周后继发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和心包炎，住进一家小型私立医院，昏迷3天后我被救了过来，除了最严重时用过几天青霉素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治疗。护士们都很喜欢我，一有空就轮流来给我讲故事。6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张病床，那间病房，窗外的那几棵大松树，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父母和家庭以外的温情。护士们长什么样我很快就忘记了，但她们却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一片柔软的地方，留下了一种特别的美，一种爱的美丽。哦，医学是有温度的！1962年，我考进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学制6年，可惜学完三年基础课还没有来得及进医院就去参加“四清运动”，回来后又遇到文革，失去了所有学习临床医学的时间。仅在1968年初获得过短短两周的所谓“复课闹革命”的机会。记得中山医学大内科副主任仅用四节课的时间给我们讲完了内科学总论，接着就分组去门诊实习，目的是学习物理诊断和物理检查。就在那里，我接诊了从医生涯的第一位病人。那是一位16岁的农村女孩，长期阵发性腹痛，我按课本里的要求，望、触、叩、听，从头到脚做了全套的物理检查，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由于没有学过任何别的课程，当然对诊断一头雾水。我把病人领到了老师的跟前，老师问了几句，问了下肚子，马上就作出了肠道蛔虫症的诊断，给病人开出驱蛔灵的药方，带女孩来看病的老婆婆临别的时候对我千恩万谢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医生能为病人检查得那么仔细，那么认真，她对我说这回孩子的病肯定能治好。50年过去，当时那位老婆婆的笑脸和她真挚的谢意仍留在我心里，使我懂得医生的态度也是可以治病的。

 1968年底，我被分配到陕西农村一个公社卫生院工作，当时病人问的最多的是两个问题是：大夫，我的病你治过吗；大夫，我的病你能治好吗。那时我的回答常常是我没有治过，你吃我的药试试看。结果呢，不少奔着上海医生来的病人不再找我看病，而同事中有一位老医生，仅仅在旧国民党部队当过几天卫生员，常常告诉病人你有五级心脏杂音，注射葡萄糖加VC就能治好，他的周围却总是围满了病人。慢慢我懂得了，病人需要的不仅是医术，还需要安慰和对医生的信任。我不能骗人，但必须学会沟通，我渐渐学会了如何与病人说话。当然，与此同时我拼命地工作和学习，只要有助于解除病人痛苦的事情，就竭尽全力去做。卫生院只有一间药房，一间注射室和一间面积稍微大一点的门诊室，遇到中毒性菌痢、新生儿腹炎，消化不良导致严重脱水等严重的患儿，我就让出自己的床，几天几夜连续观察治疗。没有抽吸泵，我口对口把堵塞患儿呼吸道的浓痰吸出来，急性心力衰竭的病人需要毛地黄，我连续几天骑车去病人家里看着病人按时按量地服用毛地黄，用几毛钱挽回生命。农民牙病多，等到来看医生的时候往往到了只能拔牙的程度。我就买来牙钳自学了麻醉技术给他们拔牙。农村卫生条件差，脓包疮的病人特别多，久治不愈。我从民间觅来草方加上自治的外用药，基本能做到药到病除。碰到脱臼的病人，我给病人复位一分钱不花立竿见影。妇女产后乳汁不下，我看农妇多数是壮实的，多为肝气瘀积所致，用中药逍遥散和针灸加上心理疏导效果很好，求助者络绎不断。后来我到当地一家区级医院学了两个月的外科，建起手术室开展一些腹部和五官科的小手术。

 总之，是病人的痛苦驱使我去努力做事，是病人促使我不断地学习。说句实在话，也是在病人身上的实践，让我的临床能力得到了不断提高，是病人让我成为一个合格的基层全科医生。我学会了沟通，增长了本领，越来越得到农民朋友的信任。病治好了，他们感激我，病没有治好他们说韩先生都看了也就这样了。我收治的病人死了，他们反过来安慰我：大夫看得了病救不了命。有时早上起床，会在宿舍窗台上看到手绢里包的几个鸡蛋或者几个白面馍馍，是老乡们送我的，但没有留名，仅仅想表达一下对我的敬意，每当这种时候我都感到无比的幸福。天底下，还有比这个更加纯洁、更加珍贵的情感吗？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别人做好事能得到情感上的回报我很满足。久而久之，我心里就形成了一个理念，为他人做好事，获得人们的好口碑就是幸福的。我感叹医学是有温度的！

 改革开放后，我有了读研究生的机会，我选择读基础医学，从此进入唯物论医学的天地，开始时从事病理心理研究还比较重视整体，1985年去美国进修了以后，改为分子药理学研究，更加倾斜在还原论和机械唯物论上。不过潜心其中，我更加体会到科学的求真求实和批判精神，领略到科学的精微缜密和神奇的力量，享受到研究微观世界生命世界的美妙和魅力。

 科学是人类探索未知本能的体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果实。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科学已经成为直接造福人类的重要途径，基于我参与的α1肾上腺素受体亚型成果，发明了新药坦索罗辛，给很多前列腺肥大病人的治疗带来更好的效果。在神经肽Y和β3肾上腺素受体刚刚发现的时候，我们就做过它们的基础研究，后来居然都与肥胖挂上了钩，有可能在未来用于糖尿病和肥胖的治疗。20多年的实验室研究，使我对医学的科学属性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也体会到基础医学不同于其他纯科学研究，甚至有异于一般的生命科学研究，它虽然不像临床工作那样面对活生生的人，但它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和疾病，它同样是有温度的！

 2002年底，我当选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后来相继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担任领导人15年，在此期间，我有幸在更高层面和以更广阔的视野观察和体验医学。当非典和新型流感袭来时，我不仅看到病魔的凶险，还看到其对整个社会的威胁，也看到我国医务界白衣战士的英雄本色，看到了我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重建传染病的防控体系，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到过很多老少边穷地方，看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令人心碎的情景，看到我国的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平衡的状态。我有机会亲自参与我国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到很多地方调查研究，发现难点、痛点、寻找关键环节，为改革出谋划策。这些年来的经历使我对医学的社会属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人类医学发展的根本方向有了一些思考。

 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技术和医学的结合使医学发展插上了翅膀，人类的寿命大大延长，众多曾经肆虐夺命的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不少严重的疾病得以明确诊断和有效治疗。但与此同时，技术至上的观念不断地蔓延，医学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开始错乱，医学的重点放在了救治生命最后阶段的病人，而不是为多数人的健康和减少病痛服务。医学的边界也开始模糊，被赋予过度的使命，常常把危险因素当做疾病来治疗，人们过度相信技术，而常常忘记病人心理上的苦楚以及对医者关爱的期盼。慢病确实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当今人们对慢病的根本性质和成因缺乏正确的认识。人类的进化是以数十万年来计的，从古猿人进化到智人，经历了200多万年，脊柱仍然没有完全适应独立行走，十几万年前智人的脑容量已经达到了1400毫升，7万年前智人经历了认知革命，到今天人类的脑容量并没有进一步增加。而另一方面，智人从狩猎采集文明到捕猎文明花了6万年，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花了1万年，而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兴起只用了几百年的时间，生活方式在短时期里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人类的遗传变异和进化远远跟不上，慢病由此而生。对此，人类除了坦然接受以外，重要的是尽力改善生活方式，而不应该把主要的责任赋予医药。

 人类自有文明就有医术，东西方分别从《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开创医学以来，医学从来都是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闪烁着人性的光芒。今天，医学大大发展，让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与对宇宙的认识一样，都还只是冰山一角，切切不可枉自振荡，以为医学可以解决健康问题。我们医者能做的仍然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生命是有限的，每个人从出生、成长、壮年、衰老、死亡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医学的任务只是保护正常的过程，我们不能把衰老当做疾病，不能把追求长生不老作为医学的目标，不能给生命无望的边缘增加无谓的痛苦，不能不考验医学的效率和社会的公平公正。总之，我们时时不可忘记医学是有温度的

 一个人生命的铸成需要无数生命的资源补充滋润和润化，一个医者的合格与成熟需要知识与实践的支撑，也要与周围人群不断地沟通、互通，建立起共同面对疾病的医道。我感谢生命中的很多偶遇，这些偶遇让我悟到医道中的基本道理。60多年前照看我的护士，50年前感谢我的那位农民老婆婆，40多年前我在农村遇到的许多病人，大概都已经离开人世，但他们给我留下的记忆已经变成我的对医学温度的体验和理解。医学，首先是仁学，医道首先是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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