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竹成记——回忆1996年成立的交大辩论队
作者：郭宇宽，1995级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
郭宇宽
2023年的春节刚过，我的师弟——央视导演司晓峰给我发来信息，字少事大：“韩老师病倒了，他惦念你”。韩老师是母校西安交大哲学系的知名教授韩鹏杰，他在我生命中的意义非同一般，自从我离开母校以后，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就在这个冬天刚刚传来非常熟稔的李荣科老师去世的消息，我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丝隐隐的不安，就立刻安排了行程。1995年我从南京金陵中学考上了西安交大，那时去西安坐的都是绿皮火车，学生票只能乘坐指定车次，常常要坐20多个小时。如今去西安高铁非常快捷，坐在高铁上，看着窗外风光倒退，当年到西安求学的记忆也一幕幕涌上我的心头。
我与韩老师和李老师深深的缘份来自于交大辩论队，在中国有几所交通大学，但说到交大辩论队，一定是西安交大辩论队。
那是1996年的夏天，我是刚入校才一个学期的懵懂的大一新生，我当时代表我们班获得学院新生辩论赛冠军，又代表机械学院获得了学校“风华杯”冠军，在小池塘里扑腾得势不可挡。听说要成立校辩论队，我去一比试就入选了。
新成立的校辩论队，要去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一场重要比赛。
这次比赛因为是到上海，恰逢交通大学建校100周年暨迁校40周年之际，古人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而当年西部经济很不发达，如同远嫁穷乡的女儿要回到富裕的娘家，自然有几分微妙的心绪。
李荣科老师是校辩论队领队，校团委的成进、梁莉、宫辉、王荷凤等老师相当于辩论队的辅导员，提供行政支持，也热心给我们做一些辅导，学校还配备了一个庞大的教练专家组，包括人文学院马鼎章、刘永富、陆卫明等名师，足见学校的重视，韩鹏杰老师是面试主考官，当时他作为一名年轻的副教授是教练组里最核心成员之一。李荣科老师给我们做动员工作，提到这次比赛的重要性，鼓励大家要展现交大风采，不要有思想包袱，没有一句话讲到要取胜。我是井底之蛙心气大，心想去打比赛不求取胜，有个甚意思？后来蒋德明校长也亲自来做动员工作，他举了个例子，牛津剑桥年年都举行划船比赛，以此说明越是一流大学的比赛，越是胜负不重要，重在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我当时不能理解。
进入了训练，我逐步有所感受，这场比赛确实胜机渺茫，凶多吉少。在单淘汰制中，第一场抽签，就抽到了东道主，志在必得的同济大学队。这也罢了，抽题目遇到难题，我们的立场叫“跳槽不利于人才发挥作用”，这个立场和市场经济大潮主流是违背的，又是到市场经济的前沿，就是要鼓励人才自由流动的地方去辩死理。
韩鹏杰老师表现出一种对胜负要搏一把的决心，他说，挟泰山以超北海。这种围棋里称作胜负师，一局棋里要决死的气概，我是非常认同，对韩老师格外信服。但说归说，我也逐渐体会到为什么领队和校长都安慰我们不要看重胜负。
“名校杯”给我们三场辩题，但我们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精力都集中在第一道辩题，现在想来，大概大多数老师们也想通过第一场比赛展现风采。
那年，度过了一个挥汗如雨的夏天，我们一共有四个大一的新生，除了我还有王洋、潘黎、石泳，都是一边参加军训，一边参加辩论训练，为了一个题目准备各种资料，我多年以后读到博士，要深入经藏做文献，我的导师说：一流论文的功夫首先就在文献上。才体会到我们那场辩论准备的方法，是把一个题目做到像顶尖学府的博士论文一样的严谨，不是谁都能有资格接受这个层次学术训练的，资料和辩词反复打磨达到极致，我认为辩论是和苏格拉底、玄奘一样追求真理的。
我因为自小有过一些古文熏陶的根基，所以在作文方面有一些不同于同龄人的心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辩词大概是有不少古典的引用，在训练中韩老师看了这篇辩词击节称赞道：真是大儒啊。于是在辩论队中我有了个大家称呼我的绰号叫“大儒”。大家这么喊着，让我也许是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杀君马者道旁儿，在之后的准备中我也格外的卖力，甚至很少睡觉，除了完成安排的训练，每天晚上结束后，别人都回宿舍了，我常常自己还一圈圈地在宪梓堂边的操场踱步苦思，希望能想出几个克敌制胜的方法，在一场对学校非常重要的比赛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左至右：田岚，郭宇宽，樊登，路一鸣
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轮不到上场机会的。“名校杯”是三人制比赛，当时活跃在校内舞台上的董文清师姐、路一鸣师兄、樊登师兄，还有一个校长带队的访问团，他们都去过香港，他们的眼界开阔，对我一个大一新生来说望之若神仙中人，还有交大口才协会会长陶俊师兄，王颖师姐也是主持各种晚会的台柱子，都是上过各种场面的一时之选。我只觉得躬逢盛会，又能亲炙各位老师的教导，如果能做好一个陪练，使师兄师姐们在赛场上有更好的代表我交风采的发挥，我从师兄师姐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假如有幸再能做出几段辩词供他们采用，我心已足。
没想到的是，在最后出发前，校领导还是不放心训练得如何？安排校电视台给我们做了一次录像模拟比赛，那次我作为正式比赛立场的对方陪练上场的。
但那次模拟比赛的教练组复盘总结中，韩老师提出了一个几乎无人想到的意见：要让郭宇宽上首发阵容。
意味着韩老师要为这个决策负责，而且他还提出了一个开篇就发起集中攻击的险着，这个险着，角度是破了常规的，其他老师也不置可否，我记得同为教练的刘永富老师在旁，韩老师问他，你看如何？他说，这样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但韩老师有很强的决心，我能够完全感受到他胜负手之间的亮剑意志。因为如果在词句上铺陈，大家都发挥得差不多，我们怎么算，也一定赢不了上海当地的东道主。韩老师要破釜沉舟拼一把，他提出，我们要步步贴身紧逼对方在关键逻辑上和我们刺刀见红的对决，韩老师布置的攻击方向，就像曹操偷袭乌巢，一般人不会这么用兵的。完全是一场奇袭，奇袭是有风险的，这种奇袭如果不能执行到位，非但不能取胜，还会输了以后被人责之以偏。但不知其他同学怎样想，我觉得自己对韩老师的思路是心领神会，我觉得能赢，赛前我感觉自己每个细胞都胀满了决胜的斗志，绝不辜负韩老师的知遇之恩，我有以一当十的决心，就是那个为他赴汤蹈火的人。
印象中我们是坐火车硬座去上海参加比赛的，我们好像是进城的土鳖，在此之前也没有见过电视台的演播室，感觉上海的同学比我们更见过世面，跟电视台的人都很熟。
那场比赛成进老师谱词做了一首队歌，让我们上场前就唱，这大概也算是展现风采的一部分吧。
总之那一战，堪称破局之战，完全踏破了对方的防御，上海的观众和评委都一惊，一支在各种比赛中从未见过的队伍出场便露头角峥嵘，余秋雨先生做点评说：这样一个题目很纠结，没想到在西安交大的阵营里杀出了一匹黑马，让局势大变。他说，这匹黑马是郭宇宽同学。
而我是完全不折不扣地执行韩老师的方案。我记得公布投票之时，我看了一下台下，几位带队老师都面色凝重，韩老师神色没有异常，但一只手紧紧掐着另一只胳膊。之后的舒畅和释放，我再也没有体会过。如同《世说新语》里讲到淝水之战，有人问“淮上利害？”谢安答：“小儿辈大破贼。”
赢了那一场比赛，消息传回校内，学校立即给刘永富等几位老师买机票让来协助我们，当年坐飞机还是件蛮稀罕的事。樊登替下我对付半决赛，我把自己关在一间厕所里专心准备决赛，等一直杀到冠军，我几天之中都没有感到困倦，后来回到宾馆一口气睡了至少24个小时。我和樊登师兄同宿一舍，他后来跟人说，当时有人打来电话到房间，他怕扰我熟睡，蹑足正准备去接电话，我已在梦中停了鼾声拿过床头电话，而且闭着眼睛跟来电之人能清晰对答，而放下电话复又酣睡，他骇然，摇唤我又无反应，观察再三，见我呼吸均匀，方确认我没问题。
交大在西迁40年之后，重返上海，在上海过关斩将得到了中国“名校杯”大学生辩论赛冠军，可想而知这一鼓舞对交大人的意义。
之后交大校园辩风大盛，辩论队后起之秀蔚然，田岚、谭琦、梁炜陇、张爱萍、范秀峰等在各院系比赛中崭露头角的同学都积极投奔校辩论队的旗下，我那时除了当校辩论队的队长，同时是校学生会的学习部部长，是倾情于校园文化活动和辩论训练活动的组织者。但可惜的是，我们地处西北，有热情，校内辩论活动搞得热闹，但缺少参加大赛的机会。
1997年陕西省的一所高校组织了一场邀请赛，邀请我们去参加，我作为队长带领谭琦等几个队员应战，评委明显倾向主办方东道主，判我们输了。校党委学工部部长白学龙老师坐在台下，跟我们说没啥大不了的，给人家捧个场。但我觉得好不公平，出了赛场就放声大哭一场，那天几个队友是陪着我步行走回了交大。回想起来，就是一个学校校庆举办的邀请赛，本来就是给人家捧场的，确实应该发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我当时把胜负看得如此重，也蛮好笑。
直到1998年，有消息称中央电视台和教育部将联合举办第一届全国大专辩论赛，同时这次比赛是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预选赛。
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我作为辩论队队长，找到校团委王荷凤老师，请战去参加。主要是我和诸位年轻队友摩拳擦掌，渴求在真正的舞台上一战。最后学校支持我们参加比赛，白学龙老师担任领队，党委副书记于德弘老师担任总领队，体现了学校的重视，韩老师这次是主教练。
1998年西安交大辩论队派出两支队伍，一支参加全国大专辩论赛，另一支作为二队参加了团中央主办的电脑文化辩论大赛，当时电信学院教授钱德沛老师对辩论队在专业方面提供大力支持和辅导，他的专业背景支持对我们在电脑文化大赛中的发挥至关重要。前两年他评上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现在想来，一个能对辩论有兴趣的计算机专业教授，他在学理层次的追求和修养确实是极高的。
一批在那个时候加入辩论队的同学，我们已经有了样板和自己确信的辩论风格，进入状态比我们要快，暴蕾、吴江、薛睿、徐文、王蕾、廖文慧、孟东海、司晓峰、李卓、刘文凤、郑天琰，王莹均在那一阶段崭露头角。
1998年的“蓝带杯”辩论赛也是一场绝对的恶仗，分成全国七个赛区，都是有一定实力的队伍，在地方赛区就有预选赛，要到成都打16强赛，再到北京打8强赛，一直到总决赛。以我为代表的队员虽然有一定的自信，但也确实强手如林，团中央直属的青年政治学院那几年赛绩很好，他们在北京的大赛机会多，也练出了一支队伍；还有成都的电子科大，他们学校高度重视，投入重金，把队伍拉到全国打交流比赛，队中也有几位出色辩手可以说威震西南，也是志在必得，来参加的队伍各个憋着一股劲，都不是来打酱油的。
在那几场比赛中，我得到了1996年韩老师做胜负师的风格真传，在有些环节的方案，我坚持要按我的思路来，面对来势汹汹的劲敌要遇强更强，冲破对方的防线，“蓝带杯”是一场场硬仗拿下的。但遗憾的是，在冲杀中，我勇猛突破，成了全场优秀辩手，却冲淡了总结陈词的风采发挥，西安交大没有拿到“蓝带杯”决赛最佳辩手。我的作风比较强势，那时韩老师对我的现场发挥有一点点不满意。但对我们打硬仗的胜利，各方面是心服口服的。不仅“蓝带杯”取得冠军，电脑文化辩论赛也同时取得冠军，交大辩论队在江湖上的威名再无人可撼动矣。
“蓝带杯”夺冠后，我们一帮队友豪兴不减，相约去登华山，于万仞绝壁之上，一览众山小之概，很多歌颂友谊的词句像火焰一样在我们心中燃烧。
交大辩论队不是以谁的青睐，而是一路苦战拿到了国际大专辩论会的入场券。我们是有国际大专辩论会以来，第一次一个理工科院校不是被点选，是凭实战，代表中国大陆参加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
此时我们已经感觉，这样一支在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队伍，正值当打之年，1999年比赛的冠军奖杯如探囊取物矣。
那时胜负好像又不重要了，或者我们对付对手不用费劲，不用拳拳到肉的实战，像太极拳套路表演一样上去打完一套套路就肯定赢了。这种背景下，我和主教练产生了比较激烈的矛盾，我依然有胜负师的底色，我主张一个辩手对于比赛的尊重就是要全力以赴，狮子搏象用全力，搏兔也要用全力，那几年都是我当交大辩论队的队长，是我带着年轻队员们训练，我的战功大家都能看到，我在比赛方面也有一定的威信。但另一种观点觉得对那些大多数连中国话都说得不是很利落的国际队伍，并不用像之前对战强敌那样很较真的攻防，那样反而有失风度了，不利于展现风采了。韩老师这时候对我的态度和1996年再也不一样了，我在瞬息万变的时候能果断出击破敌制胜，原来都被视为立了大功，突然在1999年不再被视为优点了，他不再支持我，而且各种场合批评我发挥太突出，影响了安排好的“流动的配合”。他甚至说：郭宇宽不上场，肯定也能拿冠军。那段日子我的委屈和悲愤无以言表。后来我们达成妥协，同意我上场，但是我承诺，在场上不再安排规定范围之外的发挥。
在1999年的比赛胜得毫无悬念，那本质上是一场表演赛。我遵守诺言，没有在场上做很多发挥，从我来说胜得几乎平淡无趣，比赛前每天都能睡足觉。但比赛场上社会各界评价也很好，外界的观众进入不了真正实战高手比拼内力间不容发的状态，大多数观众的角度看不出行云流水的套路表演和真正的生死一线间的对决有何区别？甚至觉得表演套路的，耍起来更好看一些。但应该说1996的那个夏天的忘我苦练，那一场忘我之战的投入和舍我其谁的气势，如同凯撒渡过卢比孔河的破釜沉舟，依然是这支队伍的精神底色和风格，那年的评委金庸先生说，西安交大有雄辩之风。那天夺冠当晚，于德弘老师为我们在全聚德举办庆功宴，觥筹交错之际，我心中有点百味杂陈。
1999年之后，我担任交大辩论队的主教练，宫辉老师是领队，我们又带出了一批队员，也都非常优秀，出去比赛也多有斩获。
2003年有一场在厦门举办首届“海峡杯”，当时我已经去北京读博士了，我还是暑期回来带队伍。那次比赛规定研究生不能上场，我当时带几个都是没有多少上场经验的本科生，但表现得也很好，我很为那一场的队员，翁放、暴蕾、徐文、陈潇的表现自豪，我觉得发挥水平相当不错，后我们获得亚军。当时，我也安慰队员们，胜负不重要，重要的是展现风采。
我当教练的水平比起韩老师各方面想来都是不如的，但当时自己狂傲并不觉得。那时候的副校长李伟老师非常支持辩论队工作，给我特批了一间单人宿舍，我的宿舍不远处就是白居易曾经住过几年的东亭，他当时在诗里写到“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我后来都在北京读博士了，也在中央电视台做出镜记者。宫辉和刘茹老师，我的师弟张爱萍也留校了，负责辩论队工作，有比赛时就让我给队员们点拨两下。
从左至右：郭宇宽，韩鹏杰，路一鸣，张爱萍
再后来我彻底离开了交大，渐渐也远离了辩论的圈子。后来，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团组织的国际华语辩论赛，请我做总决赛的评委，我去了发现华人社会俊杰少长咸集，有来自香港、新加坡、台湾的辩论圈达人，而大陆做决赛点评嘉宾的两人，除了我，另一位就是韩老师。
韩老师后来在一次我不在场的会上说：我最高兴的是，参加国际辩论会，做决赛评委的，两个都是我们交大辩论队的。我想我们交大辩论队开创的风格里融汇了除了韩老师，有教《辩证唯物法》的马鼎章老师，有讲《所知学》的刘永富老师，有讲《革命史》的陆卫明老师等名师，还有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的梁莉老师来讲风度礼仪，对摆个姿态也叫啥学问我当年是颇不以为然，但如今想来，也还是受用的。
交大辩论队当年这般汇集百家之长，果熟丹成，要称作一个宗派，也还是真有几分学识的基础吧。
那次吉隆坡分手的时候，在机场，我们分乘不同的班次回国。韩老师在机场免税店买了一盒比利时的名牌巧克力，送给我，我说不用客气，韩老师说，拿着，给家里小孩吃，我就收下了，也没有再说什么。回想到那时机场分别的情景，我正坐在高铁上，视线和眼前窗外的景物都模糊了。
时隔多年，再见到韩老师，没想到竟然是在病房里，我和吴江，暴蕾，姚一鸣等几位队友都来看望教练，吴江见我就说，宽哥都两鬓斑白啦。可不是么？看病房热闹，医生格外看顾，跟护士强调这是西安交大知名的老教授呢。
我鼻子一酸，掉过脸去，与无人之处，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了下来。一句话那时起总在心头萦绕：曾逢恩师加青眼，如今弟子也白头。
这次我又回到了交大校园，徘徊到东亭，东亭是1996年校庆之际开始修建的，当时印象中还有草创的简陋，竹子也没有长成。
如今竹林深秀，花草掩映，风光胜过昔日多矣，有一碑记是白居易的《养竹记》：“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说到“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讲的是君子求学立身的追求。
世上有多所交通大学，每所交通大学都有辩论队，但说起交大辩论队，就是西安交大辩论队，我躬逢其盛是其中的一员，这个队伍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追求卓越的心智共同体。
这段经历，那个1996年的夏天，在我生命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有包括韩老师的很多师长当年似乎无心插柳，在我心灵中种下的善建不拔的绿荫，还有很多我年幼无知在当时没有体会和很多后来有所体会但也不够珍惜的深情。
光阴的故事如白驹过隙，有些老师已经不在了，留下心中没有来及表达的永远的遗憾，刘永富老师曾送我一本他写的《论真假》，我还珍藏。好在最近韩老师已经康复，前些日子在一次活动上，他居然能完整背诵出当年的，我都记不得的比赛辩词，有一个在场的没有参加过当年比赛的年轻同学说：我听到好感动，如同雷霆震撼一般。我其实也有同样的感觉，对比赛，韩老师的用心到底比我还是更多一些。
如今，两鬓斑白的我也想多去现在的交大辩论队看一看，不知近年还有什么比赛？不知如今的师弟师妹们能不能有耐心听我过时的唠叨，希望大家以我们当年的魄力，有机会有舞台的时候就尽量多参加，要敢冲敢打敢胜利，也要像当时的校领导说的，胜负不重要，重要是展现风采。
现在很多素不相识的同学眼界水平肯定是胜过当年连上网还很稀奇的我们，只是不知之后的师弟师妹们是不是也经历过我们曾经的焦灼和压力，喜悦和欢欣，可能也有师弟师妹会像我当年一样，那时的我既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也有“黔驴”不知天高地厚的莽撞。
不过我坚信，如1996年那个夏天栽下的东亭翠竹，新笋昂扬有志，老竹劲节不衰，永远的，经历寒暑风霜，我们毕竟根脉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