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回乡年探亲琐记

 

作者：付登华，西安交通大学绝缘1961级,高级工程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邀研究员,西安交大四川校友会荣誉副会长,中国散文协会会员,德阳市纪实文学家协会名誉主席。

 

破题： 本文记录了我1961年至1981年间6次回乡探亲見闻。仅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并献给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我的老家在重庆市缙云山脉石老翁东坡下的丘陵上。1961年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这年秋天,我被西安交通大学录取离家到西安上学,毕业后分配在西安工作。上学有寒暑假,工作有探亲假,至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20年间我先后回家探亲6次，每次都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这些记忆激励我认识人生,正视生活，扬鞭奋蹄，努力拼搏了大半生。特整理为琐记作纪念。

 

一九六二年

1962年元旦前夕，大妹淑群来信告诉我：大伯、爸爸和幺爸三兄弟都得了严重的浮肿病，腿脚肿得一摁一个坑，久久难以复原。终于，大伯和幺爸熬不住了，于冬月初一和十五相继倒下去再也没有起来；只有爸爸幸运地被医院救活了。见信以后，我心急如焚，盼着早点放寒假,回家探望死里逃生的爸爸，尽一点儿子的孝心。

1961年9月离开家之前，乡亲们已经受了一年多的灾荒煎熬。那时候，生产队每天按人头发给二两稻谷，大家把稻谷连糠带米磨成粉，搞“瓜菜代”熬了几个月；地里没有瓜菜了，人们四处剥树皮，挖草根……寻找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我的母亲到石老翁山里挖蕨根、芭蕉头、麻头,把这些东西放到石碓里舂烂，与米糠粉、白膳泥一起捏成粑粑蒸熟了就着野菜汤填飽肚子。一家人吃了都大便不畅，就在肛门上抹菜油，再不行就用手抠。这日子爸爸怎么受得了?全家8口人，只有他是主劳力，需要天天出勤挣工分。我去西安上学时，已发现他两腿显出浮肿了。这不，只撑了不到4个月，差点把命都丢了，我好惦记他和母亲，惦记年幼的弟妹们。

说起弟妹，我想起最小的四弟登量。母亲在无奈之下，曾想把5岁的登量送人，让他少受点罪，还可以省下每天的二两稻谷。可是，大家都自顾不暇，终究没有送出去。不知他怎么样了？

1961年上半年，我在青木关中学上高三最后一学期，灾害中，学生口粮从32斤降到了19斤。虽然定量减少了许多，但供应的毕竟是不带壳的净粮，加上学校40亩农场里我们种的萝卜、土豆什么的，还能做到“瓜菜代”。我们的日子比生产队的父老乡亲还是好过一些。

不久，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很快到了西安。在西安火车站，我发现一大碗盐水煮的茄子只卖一角钱，一口气吃了两碗。我边吃边想：这一碗茄子，在重庆少说也得卖一元钱，我算是脱离苦海了！虽然全国都遭灾，看来，陕西比四川好过多了。

在西安交大，我们男生的粮食定量是33斤，尽管有一部分叫作粗粮的玉米粉、高粱面，却都是纯粮食。我的人民助学金每月12元5角，比在中学高出7元5角。其中，12元学校发给饭、菜票，吃不了可以换成现金，另外发给5角钱洗理费。

为了给饥饿中的父母弟妹一点帮助，我尽量多吃低价菜，努力节省饭、菜票；同时，剃光头，打赤足，坚持少花洗理费。4个多月下来,居然积攒了20多斤全国粮票和10来元现金。

一放寒假，我便迫不及待地踏上归途，于腊月二十九回到家里。

我发现，家乡仍处于困难时期。乡亲们大都面带菜色；不少女人得了“疳病”，不得不接受“蒸汽疗法”；差不多的男劳力都得了浮肿病，行动艰难，我的姐夫才30岁出头，正在医院抢救。家里人告诉我,有的家庭有人在外面工作，经济条件好一些，在黑市上可以买到高价粮、高价蛋，有人以一餐饱饭就引来一个饿昏的女人当媳妇……我的母亲和乡亲们一起上山挖一种叫“饭芭头”（即土茯苓）的灌木根，砸出红色的浆汁作“代食品”，又苦又涩。

我到母校青木关中学想看看老师们。门卫告诉我：都走了，生活困难，去年9月25日政府宣布学校暂时停办了。我败兴地在青木关街上踽踽而行，发现不少机关和店铺关门闭户，冷清清的，没有过年的节日气氛。

二弟登国希望我早点回学校去。只有13岁的他，黄皮寡瘦得令我心疼，但他懂事得像个小大人似的对我说：“大哥，你把粮票寄回来就行了，人何必在这个时候回来哟！想让你在家不挨饿，两个老的心焦得很。”我很想在家多呆几天，可二弟的话提醒了我，我也看出了父母的焦灼与无奈。于是，正月初三，我告别父母弟妹，告别乡亲，到重庆登上西去成都的火车，从成都再转车北上回到西安。

 

一九六八年

1966年夏天，我大学毕业了。因为搞“文革”，我们的毕业分配推迟了一年多，我到西电公司电缆厂报到，已经是1967年12月25日了。按规定，工资从报到当月算起。于是，1968年元月10日工厂发工资时，我领到了平生第一次工资。虽然八类地区见习生标准只有48元5角，我仍感到十分的满足与开心。

元月27日是羊年腊月二十八，我揣着工资，怀着对独立生活的憧憬回老家过年。

一进家门就看到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出生的五弟登强，3岁多，瘦小机灵，歪着脑袋打量着我这个穿的卡对襟衫的陌生人。母亲告诉他：“老幺，这是你的大哥。叫呀！”他生涩地叫了一声，转身就到院坝里耍去了。

看起来，6年前大难不死的爸爸和饱经磨难的母亲，身体都复原了，“老幺”的出生就是证明。爸爸告诉我，1962年以后，农业生产逐步正常，家庭副业可以挣点买油盐的零花钱了,文化大革命一来又乱了，特别是去年夏天起，闹派性，搞武斗，大家都没心思出勤干活路，不少地都荒了。他耽心地问：“现在吃的、穿的、用的样样凭票供应，紧俏得很。不晓得会不会再出现三年自然灾害那种情况？”“不会吧！”我回答。其实我心里也没底，只能顺口说句宽心的话。

我交给家里50斤全国粮票，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女朋友小刘全家省下来让我带回来的，还给了他们一张小刘着了色的相片，父母十分高兴地收下了。

但是，当我掏出身上的钱，告诉二老这是我工作以后第一次领到的工资时，爸爸却没有接过去。他说“这次回来过年，交20元吧！今后能每月能寄5元、10元就行了，你的生活、安家都得靠自己。5元、10元在我们农村就不算少了，我们一个劳动日才折合两角钱。”母亲说：“弟妹一年年大了，今后他们安家、嫁人还得我们大人操持。好在老二、老三都没得读书的命，老二已经算全劳力，可以挣满工分了；老三跟陈师傅学石匠手艺，可以自己管自己了；大妹、小妹除了打草帽卖，还能帮着种自留地，家里人多大家熬，总有一天会熬出头。你一个人在外，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听了父母的一席话，我心里热烘烘的。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今后要怎样才能报答他们？我搬起指头默默地算：大妹淑群20岁，二弟登国19岁，三弟登力16岁，小妹淑蓉14岁，四弟登量12岁，除了登量在上学外，其余四个都只上了小学便和父母一起,为这个家的生存发展尽着各自的力量。我明确地认识到，我今后的人生，不仅要对国家对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还要对我的父母、我的家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动情地对父母说：“您们放心吧，我会安排好自己的一切的。我不会忘记自己作为长子对家里应尽的责任的！”

自己拿工资了，我想买点“礼信”去看看亲友，拜拜年，母亲为难地对我说：“造反给闹的，这一年多,亲戚们都不大走动了。现在大家都按定量喝面糊羹，你去了人家拿啥子东西招待你嘛！姑娘回娘家，还要自带几两口粮哩！”我想，我总不好带起粮票走人户吧，只好放弃了自己的打算。

我守在家里和父母弟妹们团团圆圆地过了个春节。除夕晚，祭祖宗、吃年饭，有母亲自己做的香肠、腊肉，虽说定量供应数量有限，一家大小还是知足而和美。初一早上按传统吃上了家里自己水磨的汤圆，全家人都希望日子像汤圆那样，一滚就是一年。

想到厂里大部分职工在加班“过革命化的春节”，不等探亲假满，我便回到了西安。坚持主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去小刘家拜年以后，立即回到机台,上了革命化春节的最后两天班。

 

一九七四年

1974年2月，我送妻子回老家生我们的第二个孩子蒂培。母亲在半年前就带着我们的大孩子蒂瑶从西安回到了老家。

家里，父亲57岁了，还是全劳动力。二弟登国已成为生产队的队长，他结了婚，孩子已经一岁半了；三弟登力早已出师当了石匠师傅，多半时间都在外面做石头工程；四弟登量，高中尚未毕业；老幺登强正上小学；大妹淑群已出嫁做了母亲；小妹淑蓉和她的二嫂合作持家。年前，全家完成了生猪交售任务以后,杀了一头过年猪。

我们到家刚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我们乡下习惯叫做过大年，到处还留着过年的喜庆韵味。晚上，吃着自己家里做的汤圆、香肠、腊肉……我们补过了一个传统春节。只是妻子腆着大肚子，预产期将至，我们不敢出门走亲访友。  

回家当天，我就感觉到隔壁郑维才大叔家没有一点过年的喜气。一打听才知道，郑大婶病了一年多了，送医院没钱住院，赤脚医生在治疗，这几天已经起不了床，可能快不行了。我忙带了礼信去拜访。郑大叔激动地谢我，郑大婶却躺在床上看着我直喘气说不出话。他们的女儿出嫁了，身边只有一个还不会理事的小儿子。

我们这个三合院，一九四九年前是商兼地主陈述禹的产业，我家是他的佃户，租了半个院子；另一半私塾先生办了传习处，是我五岁半发蒙的地方。一九四九年后土改时，院子划成三部分，分给了三家人。以堂屋中线为界，东半院我家住着就分给了我家；半间堂屋和西正房，分给了单身雇农陈金轩；剩下的西灶房和厢房，主人便是石老翁山里的贫农郑家。那时，郑大叔俩口子还不到30岁，都是好劳动力。我们三家都是穷人，遇事互相帮忙，相处很是和睦，有什么好吃的还端出来大家尝尝。合作化不久，陈金轩老人仙逝，他的那一间半屋先后成了生产队的保管室、蚕房、蘑菇屋，院子日常成了我们郑、付两家的天下。

2月16日晚上，我们躺下不久就听到郑大叔在院子里带着哭腔喊我的二弟：“登国啊，你们郑大婶走了！”

我立即穿好衣服，随着几个弟弟赶到郑家，看到床上眼窝深陷，颧骨高耸的郑大婶，想起她刚从山上搬来时有说有笑，待人和气的样子，我的鼻子酸了，眼里不由自主充满了泪水。

突然，二弟碰了我一下，说：“大哥，郑大婶好像没有断气，你看，在动！”他指着她的眼窝让我看。我擦擦泪水，果然发现那深陷的眼窝又缓缓动了一下。

“郑大叔，郑大婶还活着！你快摸摸她的胸口热不热。”我说。

郑大叔迟疑地把手伸进郑大婶的衣服里摸了一会，然后点了点头。

“好，立即送医院抢救！”我毫不迟疑地说。

“不！”郑大叔丧气地摇头说：“没钱，去了白跑冤枉路……”

我明白了。不等他说完便打断了他：“你不用管！”聪明的弟弟们立即回家用竹竿和躺椅绑了一付担架，然后，我们一前一后打起两把手电筒把“死人”送到了青木关镇人民医院。一番抢救之后，郑大婶终于睁开了眼睛。然而，医院死活不让住院，私下告诉我们，活不多久了，回去准备后事吧！我们几弟兄只好又把她抬回了家。

只过了一天，2月18日早上天不见亮，郑大婶真的死了。二弟登国帮着失去主意的郑大叔申办贷款，请裁缝做老衣，请木匠砍了几棵桉树做棺材板……通过一天的忙碌，2月19日，郑大叔的弟、妹、舅子、老表一干亲戚赶来把郑大婶葬了。一个不到50岁的农妇，就这样入土为安了。

2月20日后半夜，即虎年正月二十九子时，我妻子临产了。二弟登国去请大队接生员还没到家，我的小儿子便在我这个临时接生员的帮助下来到了人世。当我在小家伙的后背上拍两下，他终于发出响亮的第一声啼哭时，接生员赶到了，全家人都开心地笑了。

2月25日，我把妻儿托付给家人后，踏上了归程。

这次探亲，我亲历了一个翻身后曾朝气蓬勃的农妇在病痛中无奈地死去；同时，我又亲自迎来了一个鲜活的小生命迫不及待地降生。死与生如炼狱锤炼我的灵魂。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乡亲们不会再有“无奈死”！我的孩子们成人后看到我的琐记会惊奇地问：“‘无奈死’是真的吗？”

 

一九七六年

从1971年6月我的女儿蒂瑶出生起，我正当壮年又护犊情深的母亲便开始了西安住一年，老家住一年的奔波生活。因为，我妻患肝炎和胆结石，不能照料孩子；而老家尚有弟未娶妹未嫁，老幺登强刚发蒙上学，一切得让母亲操心。

1976年元月7日，我带着上幼儿园的蒂瑶送母亲和两岁的蒂培回老家。9日早上，我们在成都火车站等候上车转重庆。忽然，车站内外哀乐声起，广播里沉痛地播放出周恩来总理元月8日上午9时57分去逝的讣告。霎时，周围寂静无声，须臾，呜咽声起；随着讣告反复播放，有的人相拥抽泣，有的人蹲地痛哭……我被突如其来的讣告惊呆了，片刻回过神来，连忙向两个不解地瞪着大人的孩子解释：“周爷爷去世了！他是大家敬爱的好总理，所以这么多人哭了。”蒂瑶似乎有点明白，小眼窝里闪动出泪光；蒂培没什么表示，只是懂事地拉着婆婆的手朝检票口走。

在重庆牛角沱长途汽车站买好到青木关的班车票以后，我们到中山四路口的上清寺餐厅午餐。老少四人买了6两粮票米饭、两个素菜和一碗合汤。这碗合汤没有一片菜叶，也没有一滴油珠，却是有生以来我感到最可口的汤；不知店家用什么作的调合，味道鲜美可口，收费5分钱。我想,如果这世上有评汤奖，我一定推其为金奖。

走出餐厅门，品汤的好兴致顿失。一群要饭的人拥在门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面孔脏兮兮的。周围的人议论说：他们是从邓小平的老家广安下来的，还带着介绍信，领头的是位生产队长。那位被人称为队长的中年男人见我出门，向我弯腰鞠躬说：“同志，帮助一点吧，实在是没得办法了，邓老伯又倒了！”我连忙掏出半斤粮票和几角钱打发开了他们，心却被他的“邓老伯又倒了”搅得很不安宁。

1973年3月，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得到周总理力挺，毛主席称赞他“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1975年3月，他开始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在“四人帮”没完没了的干扰下，他举步维艰，四面受敌，仍坚持“稳定、团结、发展经济”；不到一年，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吹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锋号，斗争矛头直指邓小平和支持他的周总理。如今，周总理去逝了，党中央的斗争这么复杂多变，国家将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些“饥民”有组织地外出乞讨，是以这种方式抵制“反击右倾翻案风”或是真的“实在没得办法了”？！

家里怎么样呢？我忐忑不安地踏进了家门。爸爸告诉我：“大队陈书记把家里的门板都卖了买黑市粮吃了……”老家不少男女青年出走了。有的跑云南、贵州；有的走陕西、河南；还有的远去新疆……四弟登量高中还没毕业，希望我带他到西安，可我哪里有那样的条件呢？我在西安老少三代人只住了一间10多平方的集体宿舍，做饭都在大走廊上。

在家里，我实在是住不下去了。两天后，我怀着深深的忧虑，留下蒂培，带着蒂瑶回到了西安。

 

一九八〇年

赵紫阳主政四川，听说蜀中大治，百闻不如一见。我决定利用4年一次的探亲假回老家过年。1980年元月11日从西安动身，在成都住了一晚，14日下午便到了家。

树大分杈，家大分桠。我的家已变成了几个独立的小家庭。与父母住在一起的是四弟登量夫妇和老五登强。登量在大队有色金属铸造厂上班，登强在乌鲁木齐服兵役，老二和老三两个小家庭还是和父母住在一个院子里，只有我的家在西安。

我们到家时，所有的男人都在挖阳沟，搞卫生，积土肥，因为过了次日腊月二十九便是春节了，老老少少喜气洋洋。蒂瑶、蒂培一下子融入了他们熟悉的环境，串门去了。

母亲和四弟媳正忙着准备除夕晚上的团年饭。

夜幕四合，四弟伸手到墙上一摸，“叭”地一声，我们头上的电灯放出了柔和的光明。“终于用上电了！”我感叹道。以往回家，我都望着那凌空伸向远方的高压线发愣：何时我们家的煤油灯才能变成电灯呢？什么时候故乡碾米不再用牛呢？当生产队长的二弟说：“穷啊！买不起电杆、电线，更请不起人家来安装，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电从身边过。”

除夕晚上，除了远在新疆当兵的老幺登强，弟弟、弟媳和子侄们全都聚到大屋来吃年夜饭了。望着满桌丰盛的酒、菜，母亲感叹地说：“好多年没有像像样样地吃团年饭了，你们痛痛快快的地喝吧！”我开怀地和爸爸、弟弟们行酒令；弟弟们则和爸爸无拘无束地划四川拳……终于，我的酒量不敌他们，醉倒回房睡去了。

正月初二早上，我站在屋后的石坝上，眺望苍翠的缙云山，欣赏层层水田中漾起的微波和旱地里葱绿的麦苗、胡豆苗，感到心旷神怡。成群结队走亲戚的乡亲们从我身边走过，他们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提着礼信，背着腊肉什么的精神抖擞地走着。认识的，我们相互亲热地打招呼、拜年。我忽然意识到，都出动拜年了,地里没有一个干活的人，不由嘀咕起来。

“嗨，过革命化的春节是老皇历了，‘四人帮’那时候是‘穷革命’！”不知何时，二弟站到了我身后，他权威而自豪地告诉我：“今年我们从腊月二十六放假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实行责任制，各作业组对年后的农活早就安排好了。”

不一会，石坝上聚满了人，大人们相互说着：“恭喜发财！”孩子们放鞭炮，踢毽子，跳皮筋……我仿佛回到了土改时家乡过年的场景。

“大哥，”四弟叫我,把我从忆境中拽了回来：“家里来客人啦！”

我们回到大房子，家里已亲戚满座。好些远亲多年未见面了，自然急不可待地问候拜年。他们向我打听外面的情况：城里的供应如何？农村搞了生产责任制没有？多种经营还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吗？……我没有想到，乡亲们竟然这么热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

弟弟们和客人们沟通着各自的年景。我在他们热烈的龙门阵中了解到：今年,亲戚们每家至少杀了一头过年猪，我们队平均每家杀了两头多；大家的人均口粮都在500斤以上，我们家加上工分粮、肥料粮，人均达700多斤；劳动日值，少的5角多，多种经营搞得好的要高些，我们生产队达一元多，比上年翻了一番，是1967年的5倍多……主客在交流攀谈间，不知不觉提起了党中央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谈起了赵紫阳和“要吃粮，找紫阳”……

按习俗，吃完汤圆点心之后上菜入席。爸爸一边招呼大家入席，一边说：“现在有点1955、1956年的味道了。不过，你晓得今后有没得变化？难说啊！粮食还是要存一点，再也饿不得啦！”大家都说：“就是”“就是”。

正月初二晚上，爸爸召开家庭会议商量今后处理家庭问题的办法。会议最后由大妹夫周洪禄负责拟定了一份《关于家庭问题的协议》，《协议》规定了我们兄弟五个对父母生、老、病、死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还明确了四弟、五弟今后安家的办法。“孝”、“悌”为立家之本，乃传统道德。今后，我应努力超过《协议》赋予我的责任和义务，做一个称职的大哥。

从正月初三起，我们天天做客。在去亲朋家的路上，我看到了果园、蚕房、鱼塘、变电站、碾米厂、沙石厂、铸造厂……每一处都吸引我的眼球、我的心，留下了我踯躅的脚迹。

归期到了。三弟媳告诉我：“我们这里国产手表脱销了。”我答应她在外面帮她买一块上海表。我看明白了，故乡的人们穿戴已经与我这个城里人差不多了，故乡恢复了元气，打起了精神，又显露出了“天府之国”的国色天香。我比过去任何一次回乡探亲都留恋故乡的人，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一切。

 

一九八一年

今年8月底，我出差重庆顺便回老家看看。因为不过年又不逢节，我突然到家，弟弟、弟媳们各自都在上班，我在地里找到了正在翻晒稻草的爸爸。

“你怎么回来了？”爸爸问。

“出差。我年初调到厂里当销售工程师了，经常在外面跑。”我回答。怕爸爸不懂,没有对他提到把我从工段长变成销售工程师的“市场经济”“双轨制”这些新名词。

爸爸尚不满65岁,我发现他的脸色腊黄阴晦，比过年的时候瘦了许多，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我得了‘气包卵’，医生说叫疝气，还有动脉硬化、高血压。”

“在治吗？”

“到青木关区医院看了。医生说要手术。”

我对“疝气”一无所知，听说要手术，心里直打鼓：担心区医院做不好。于是对爸爸说：“到西安去做手术吧！”

爸爸犹豫着没有回答我，只是说登量在大队企业工作，登强还在当兵，担心走了土地没人管，农活还很多。

我说：“命要紧，活路做得完么！我跟登国他们招呼一下，进城办完事就来接您。”

过了两天，我回家接爸爸。二弟、三弟和四弟都叫爸爸放心地随我到西安治病，说大城市医院的医疗条件要好些。

爸爸和我一块到西安后，我们立即送他住进了西安南院门医院，很快动了手术，十八天后便痊愈出院。医生告诉我：“疝气一般在婴幼儿时期好治，到老来发展到拳头这么大了，不及时处理，肠管受压迫，因血液循环停止坏死变黑，就有生命危险了。”我暗自为爸爸庆幸。

爸爸出院以后，我们又带他到西电职工医院找医生治动脉硬化和高血压。他按医生的嘱咐坚持用药，身体慢慢地又恢复了健壮。

为了治病，爸爸留在了西安，他说：“我不回去了。”

我非常希望父母都和我生活在一起，以便我尽孝道报答二老的养育之恩。但是，住宿问题让我大伤脑筋。虽然，今年初为了解除我跑市场的后顾之忧，厂里在丰登路家属楼为我按排了一套一室一厅带小厨房的住房，但是,23平方米要三代6口人都住下来还是有些困难。我在庆安公司的朋友王福昌知道了，立即说“我请伯父帮我看厂子”,把老人家安排到他办的开关厂值班室睡觉值夜班。全家老少皆大欢喜,我由衷地感谢老王、感谢改革开放。没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老王不可能办厂,爸爸也不可能当上农民工!

父母都在西安生活了。按规定，过年我便没有探亲假了。我的探亲“琐记”也就到此结束了。

 

 

             1981年10月26日成稿

2019年5月4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