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文苑】
“光阴故事”第三辑（散文）
为更好凝聚西安交通大学具有文学才能校友的力量，传承母校源远流长的辉煌文脉，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友文化氛围，为全球校友文学爱好者与写作者搭建更广阔的交流平台，西安交通大学校友文学联合会开办西安交通大学校友“星火”文学主题征文活动，面向全球校友文学爱好者征集季度主题作品。本期刊发“光阴故事”主题的散文入选作品，1982级电气专业校友马永波作《童年记忆》。
童年记忆
作者：马永波，1982级软件专业
据说，人在临终时，会像过电影一样将自己的一生迅速地回忆一遍，大多数情节会集中在对于濒死者最为重要的事件上面。每想起这样的说法，我就感到极端的空乏，至今为止，我的生活无波无澜，既没有大喜也没有大悲，能够回忆的东西很少，似乎生活仅仅是一种情绪，没有情节。如果能够概括的话，青春期的苦涩与愤怒，中年的劳累和黑眼圈，这两个短语就足以概括我迄今为止的生活。
所以，有时我会向哥哥姐姐问起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很好奇我们共同度过的童年，在他们的记忆中是怎样一种模样。我曾经在《伊春记忆》中记录了大哥永平的回忆。后来大姐秀琴也写了一段文字给我，大姐的记忆比较简略，和我预料的差不多，仅仅是若干细节。也许，生活到最后只能留下少数的几个细节。对这样的细节进行分析，往往可以让我们更深地理解一个人的心灵，他最关心的东西。大姐秀琴是退休的中学语文教师，她从绥化师专毕业后回到克山一个中学教书，那时我常赖在她家，看她订的《人民文学》《飞天》《丑小鸭》，算是我的启蒙读物之一，其他的就是父亲的《星火燎原》和罗森塔尔·尤金编的《哲学辞典》，这个外国人的名字常在我嘴边萦绕，书名记不确切了，人名肯定没错。大姐身高一米七十多，性格温和，容貌秀丽，颇有旧时大家闺秀的气质。我考上大学时，是姐姐“陪送”，也就是一应用品是大姐主要开支，有次她领我去一个什么商店，人们不住嘴地夸奖，“这姐俩，眼睛毛突突的。”小时候父母领我们去看电影，一家六口人，除了母亲和大哥身材不高，其余都是大个，常惹来“侧目”和啧啧之声，好不骄傲。
父母去世过早（父亲60岁，母亲66岁），只剩下我们四个姐弟在人间，大姐孤身一人在克山老家，两次婚姻均以失败告终。对人的苦难，我自信比很多人认识得清楚。普通人的记忆可能也是历史记忆的一种，因此我愿意把大姐的一段文字抄录在这里，作为纪念——
我出生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记得生下来只有几斤重，妈妈说我不足月好像不能活成，但爸爸很喜欢我，给我起了好几个名字，叫石柱、石风、石桩，后来妈妈给我起的名叫——秀琴。
我们家是随军家属，跟着爸爸在部队里生活，我记事的时候我们的家是在哈尔滨政法干校。
记得有一次，我和你大哥出去玩，遇到一个好心的老人，他在部队里喂马，那年是饥荒年，粮食短缺，部队里有规定不准出外买吃的，打饭也有数量规定，我们家在部队食堂吃，那时我们家五口人，有的时候根本就吃不饱。后来我们随妈妈去了老家——黑龙江省绥化张维屯前八五队乡下的老家。当时是在老叔家住，生活很艰难，妈妈有时夜里偷偷地哭。
我七岁的时候随军到了伊春市，那是小兴安岭。爸爸在伊春的中队当中队长，我们就住在中队里，过了一年部队给我家两间房子，砖瓦结构，不大但很舒适。永波那就是你的出生地——伊春。
在伊春的日子里，爸在中队只是星期天回家，家里的一切都要妈一人承担，妈妈是个非常要强的女人，也是一个合格的母亲。我爱她——也非常的想念她！
伊春是林区。有山有水，风景迷人。
有一次，我和你大哥出去墟鱼，把馒头渣放在罐头瓶中，把瓶放到水里，水清得能看到鱼儿进入瓶中，跑过去用手捂住瓶口，鱼就“落网”了。有趣极了！
伊春的山里啥都有。山梨、山葡萄、山丁子、山李子、黑悠悠、蘑菇，还有山花，好看极了。我和你大哥经常和大人们一起上山。
爸是个很乐观的人，他常带我们出去玩。如爬山、钓鱼、游泳、采野花。
在伊春的生活很快乐。
我们的父亲是军人，他很帅，很和气，为人正直。
我们的母亲，很美，很勤劳，她是伟大的。
我们没有福气拥有他们，离开我们太早了，思念之情难以言表。
2006年11月14日晚11点
琴儿
大姐这段朴素的文字让我久久地感动不已，它更像是一组看似漫不经心剪辑的黑白镜头，平淡中隐含诗意。大姐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做军官的父亲就已经能有近一百元的工资了，当时在石家庄一家三口的生活是相当不错的。母亲能抽上圆铁盒的香烟，据说大姐都腻歪了吃烧鸡和橘子，买橘子都是成小桶地买。这一点，让正好赶上挨饿年代的大哥永平耿耿于怀，并常说自己生得矮就是小时候没吃的。最常吃的食物就是土豆，弄得大哥现在都坚决不吃土豆，而在北方，土豆是最常备的食物。有关这一段辛酸的岁月，关于大姐提到的他们俩遇见的喂马老人，给他们豆饼的事情，大哥在他的诗《豆饼和榆树叶》中描述得比较详细，我用散文体复述在此——
一年夏天很热，姐姐领着我躲进榆树墙里的杨树林，树阴下很凉爽，从杨树枝叶间望上去，太阳好像火球在蓝天上燃烧，微风一吹，树叶摇曳着，绿油油的光，发出哗哗的声音。“姐姐我饿了，咱们回家吧。”姐姐看着我：“我也饿，要不我们去马号看看马吃饭吧。”于是我们来到军队养马的地方，那儿有很多马，一排排站着，一边吃草一边还看了我们几眼，“姐，那马怎么不坐着吃？”“它不坐，就站着吃。”这时喂马的战士走过来问，“你们姐俩今天怎么到这儿来了，有事吗？”“我们没事，就是来看看马。”那战士转身进了一道门，不一会又出来，手里拿着一块三角形豆饼（当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放在姐姐手里，告诉姐姐藏在衣服里，千万别让人看见，赶快回家。我们走出马号，沿着两边有榆树墙的甬道，在榆树上撸了两小兜树叶，我用手捂着鼓溜溜的口袋，悄悄溜回家，像偷了别人家贵重东西似的。姐姐告诉妈妈是马号的叔叔给的，妈妈就没有再问什么，转身去厨房把豆饼泡起来，洗干净树叶，把它们搅碎在一起，黄铜的煤油炉燃烧起来，饼在锅边贴成了一圈，我们并排坐在床上小腿在空中悠荡着，眼睛盯着那锅，看香气扑向棚顶，六个金黄的小饼子表面上，还有一片片绿叶，像黄金镶上了绿宝石。我不停地咽着囗水，从床上滑下地，冲到小锅边，看母亲用铲子，将它们铲出来放在盘子里，小饼冒着香喷喷的热气，看着它们，我等不及了，“妈，先让我尝尝。”母亲将饼子一掰两半分给我和姐姐，叮嘱我们不能吃多了，吃多会把肚子胀裂了。“裂，裂是怎么回事？”我伸出舌头先舔舔，然后咬了一小口，慢慢细品，豆子的香味，树叶的清新，从那个饥饿年代一直传到了现在，有时间我请孩子们尝尝。
大哥是在老家绥化农村出生的，当时母亲带着大姐和大哥，和叔叔一家一起过日子，父亲从城里给寄生活费，由叔叔管账，因为哈尔滨城里有很多人饿得挺不住回农村了，农村总该吃的东西多一点，但也十分匮乏。那段日子，给大哥留下了深深的对饥饿的记忆，以至在近五十年后的今天，饥饿如同血红的鞭影依然晃动在他的诗中，那时，作为幼儿，大哥能否存活下来，还是个未知数。他在《姐姐、绳子和土豆》中回忆到母亲下田干活，把姐姐和他留在家里，怕姐姐管不了他，用绳子把他拴在坑上的情景——
一缕阳光照在炕上，一根麻绳，一头拴在窗框上，一头拴在他的腰间，他的世界在炕上，只有一米范围，炕上有几个熟土豆，西面一个老式皮箱，一摞被褥。他在炕上爬来爬去，麻绳在不停摆动，有时土豆会挡住他的路，他用一只小手把它们扒拉到一边，有时他扶着窗台站起来，站不了多久，望着外面杨树上跳跃的麻雀，望着远处的一片玉米地。地上站着一个小女孩，翘着双脚，双手扒着炕沿，露出一双眼睛，看着他，他又时也会哭，她就从锅里捞几个土豆扔在炕上，开始他还咬几口，后来只是看着或拿着玩。天色渐暗，小女孩站在门外。他又扶着窗台望着外面，这一天只有一根绳子和姐姐，还有几个土豆陪伴着他。下地干农活的母亲就要回来了，温暖的夜晚就要来临。
又过了几年，母亲带着大姐和大哥返回哈尔滨，与父亲团聚，在那里又生下了我的二哥永刚。二哥没有怎么和我说起小时候的事。只记得我们在伊春时，二哥常替母亲哄我。只比我大四岁的二哥贪玩，他会先把我抱在怀里，像母亲哄孩子那样悠荡着，嘴里一边说，“哄儿睡觉喽，哄儿睡觉喽。”等我闭上眼睛，他会砰地一声把我往炕上一撇，撒腿就跑，全然不顾我在碰击之下，又惊醒过来，哇哇大哭。二哥小时候比较顽劣，也不爱带我一起玩儿，因为老要跟着他，我就会挨他的踢，有段时间，我走路一拐一拐的，就是被二哥踢的，母亲问起，我也只敢说是自己摔的。最惊险的一次是，二哥拿着剪刀、浆糊去前院找同伴做风筝，我在后面跟着，被他发现了，我转身往家跑，一拐弯，他在后面把剪子飞过来，真准，正刺中我右脚脚踝骨的下侧，差一点就让我成了残废。二哥一看出事了，吓得直哭，我们在院子的大木盆里洗伤口，一盆水都是红的。母亲回来看见，我又帮二哥圆谎，说是自己弄的。
少年不识愁滋味。在伊春我生活到六岁，那段日子，在哥姐和我的记忆中，还是非常幸福的，童年总是无忧无虑地吹着口哨。大哥的诗《伊甸园》，把童年的伊春写成了乐园——
父亲在河里畅游
母亲在河边用棒槌捶着衣服
姐姐在一个河汊里看青蛙的卵
我和二弟在河的浅处扑腾着
三弟坐在河边的草尖上
用他那双充满灵性的大眼望着我们。
凉爽的风从河面吹过
北面的山一片绿色
阳光在河里闪耀
那时，家离西大河很近，哥哥姐姐经常偷跑出去，游泳，抓鱼，采山珍。母亲有时就背着我去找他们，他们老远听见母亲的声音，就会躲在长草中，悄悄从另外的方向绕回家去，回家赶紧用清水把胳膊腿洗洗，这样，就不会显露河水留在身上的白印了。有时伪装失败，免不了被母亲用劈柴胖揍一顿。
在哥哥姐姐的记忆中，我是个非常爱学习的孩子。大姐有一天看到我庞大的翻译与写作计划，就说了一句：“你小时候就对知识有特别的追求，在上小学时，因为有一次没得双百，一门得了99.5，还是老师弄差了，把你哭得呢，后来还是妈打了你两巴掌，才不哭了。”大哥也提到，每次参加地区的语文竞赛，几乎都是第一，可是有一次得了第二，得第一的是以前总得第二的一个女生，这回又是哭个没完。小时候每天早晨醒来，就去看书，以至母亲怕我眼睛看坏，把书都给我扔了。这是我的记忆。而在大哥的记忆中，事情并不是这样，他在《扔出去的书像一片片雪》一诗中写道——
一年秋天／母亲在缝制我们过冬的棉衣／三弟在炕上看书／一会儿躺着一会儿趴着／不时发出吃吃的大笑／同时用双脚啪啪地刨着炕／棉花被他刨得飞起／然后雪花一样落下／母亲看着他说／去外边玩去，真捣乱／他安静了一会儿／但没多久，看到精彩处／双脚又开始刨炕／棉花再一次飞起落下／母亲生气了／一把将他手中的书夺下来／撕了，从窗口扔了出去／像扔出去一片片雪／三弟惊呆了／看了母亲半天／突然从炕上一骨碌爬起来／下地，冲出屋外，捡起书／回到屋里，一边往一起粘／一边无声地流泪／那眼泪一颗颗很大／像他的眼睛
原来，我是妨碍了母亲做家务。该！哈哈。
从伊春随父亲的军队换防来到克山，随着年纪的增长，我的童年记忆中逐渐多了一份清晰和个人的色彩，但也像越翻越快的小人书，光影交错。记忆中的大哥一直是我们的保护者。二哥还是那么淘，有一次他趴在罗锅桥栏上，探身向桥的涵洞里看，那里有小伙伴在抽烟。有个叫“大门”的小流氓过来踢了二哥后屁股一脚，差点没把二哥踢得摔到桥下去，如果那样，估计至少落个残废。二哥哭唧唧地回家，大哥知道了，出门追上那个“大门”，从桥东打到桥西，大哥自小习武，虽生性温和，可一旦火起，可是了不得。最后把“大门”堵到桥西的大杨树下，等我们随后赶出去，只见大哥在那里一顿飞脚，打得对方跪地求饶。还有一次，我得了猩红热住院，出院时大哥和他的同学刘迷糊来接我，沿西大沟（一条小河）回家，时值冬日，我戴着棉军帽，系着帽耳朵，走在后面。路边几个流里流气的小子靠土墙站着，看我们过来，开始挑衅，抢我的帽子，因为猫耳朵系着，没抢走，把我拽了一个趔趄。大哥停下脚，回头看着。对方中站出来一个最凶的，说，“你瞅啥，你不就是马永平，会点武嘛。”动手在所难免了。我看见大哥把手表握在一只手里，怕把表打坏了，用另一只手与对方动起手来。当时大哥应该还是高中生，每顿饭能吃一小盆苞米馇子，正是有力气的时候。这顿揍啊，从沟边一直打到沟底，大哥用垡头子（干燥的泥炭草块）将对方拍得满脑袋土，直不起腰来。这个人可能从来没吃过亏，沿大沟往北跑家去了，回家拎了两把菜刀直找上门来。大哥要冲出去，我当时傻了吧唧还找了把斧子，让大哥拿着。父亲出来制止了进一步的争斗。
小时候我每天一大早就随大哥起来练武。上小学的时候，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和一个小伙伴打了起来，当时对方的大哥也在，想冲过来帮助显然不是我对手的弟弟，永平在边上，每当他冲过来，就一个腿绊儿将其放倒在地，他一再爬起来往过冲，但总是倒在我大哥的脚下。可那次争斗最终却是我吃亏了，被打得满地乱滚的小伙伴正滚到一堆煤灰渣子上，顺手拣起一块一撇，正打在我上唇上，拿东西锋利得像火山石，都是烧出的洞，这下我的上唇一下子裂开了，后来缝了七针，到现在还有个疤痕，差点成了兔子嘴。记得那年冬天，那小伙伴的妈妈来我家看过我，带了粘豆包。被人特殊对待的滋味很好受，哪怕是受伤和生病。但我和那小伙伴的友谊，也就这样结束了。我也迅速忘记了他的名字。直到我上了大学，大哥依然是我的保护者，甚至直到现在，我已经到了快五十岁的年纪，大哥依然在保护着我。记得上大学一年放暑假，在克山大姐家的院外，我们在切磋几个套路动作，一个小子骑车经过，嚷了一句，“看你们高高矮矮，还练武呢。”我听着这话来气，一把将他从车子上薅下来，这小子挺凶，有要动手的架势，大哥把我往旁边一拉，照对方脸上就是一巴掌，这一掌，对方鼻口窜血，栽歪到阴沟里了，口里直叫着大姐夫刘德的名字，原来他们认识。后来很多天，大姐不让我出屋，说那小子纠集了十来个人在街上堵我。前年大姐来南京过年，我们三个在火车站附近，想打车去阅江楼。有出租车停在那里，我过去问，司机根本不搭理我。既拒载，又不把车开走。我气得大骂起来。司机听是外地口音，加之我虽然身材高大，但满脸书生气，就气汹汹地下车奔过来。我也打算和对方动手。这时，本来站在旁边观看的大哥，上前一步，拦在我身前，用两个指头点了那司机前胸一下，阻拦他的来势，我登时看见，那司机脸色刷地就白了，蹬蹬噔倒退了好几步，一声不吭，缩回了车中，任我在外面破口大骂。
在这个人情冷漠的时代，也许我们能够拥有的唯一真实的东西，就是温暖的亲情和温馨的回忆了。能够经受逆境考验的唯一的愉快，是家庭中的愉快。1943年5月6日，朋霍费尔在单人囚室里写给他家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颇能代表我现在的心境——“我从心底里希望你们度过愉快的一天，我的心将与你们在一起。但愿你们对我的思念，只限于对过去幸福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希望。正是在生活变得艰难时，我们才尤其需要看到生活中那些并未受到损害的真实的愉快……感谢你们为我的缘故而正在做着和忍受着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