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立金：我的海外西迁往事
闫立金
闫立金，西安交通大学1982年-1986年就读于西安交通大学元件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现任丝路集团董事长高级工程师，经济学家。现任中巴经济走廊委员会联席主席。兼任兼中国远东国际贸易总公司总经理、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副会长、亚洲财富论坛副理事长以及巴基斯坦总统顾问等。
2018年新春过后，交大校友群里“西迁精神”一直是个热词。我那时候在一带一路沿线几个国家辗转，除了“西迁精神”这几个字在脑海里徘徊，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思考西迁精神和我之间的关系。7月，我收到交大的邀稿，以“西迁精神”和我自己的经历写一篇文章，这时候，我才静下心来，考虑这传扬了63年“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是如何浸染了从交大毕业的自己，而我的西迁往事也随之浮现眼前。
1986年，我从西安交大毕业以后，分配到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我不分昼夜，辛辛苦苦，终日忙碌，对所有工作都来者不拒，甘之如饴。有一天，领导告知我，要飞到西边的巴基斯坦，独自负责那边的市场，由此，我便踏上了西迁的征程。
一个人和一条狗
1993年，我作为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驻巴基斯坦办事处的常驻代表，正式开始我在巴基斯坦的西迁之旅。
繁忙的一天过去，我在办事处花园里的大树下坐定，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光晕笼罩在伊斯兰堡上空，四周的热浪凝滞不动，大树枝繁叶茂，如高大的屏障把我庇护其中。我置身其中，仿佛脆弱的孩子憩身在帝王的披风下，威严凝重中倒也有些许归属感。这里就是我海外西迁以后的家——一个空荡的两层别墅、一个正筹划未来的我和一条叫布鲁托的黑色拉布拉多犬。
我仰望头顶那黑得深邃的苍穹，模糊的夜色把我和布鲁托的影子涂成一片。我的思绪在脑中飞快旋转，把这一天的情景像电影倒带那样回放一遍。拿着厚厚的笔记本，我把工作细节记录下来，哪些地方有所进展，哪些地方做得不足，我都仔仔细细咀嚼品味，似乎这就是专属于我的美味佳肴。日子飞快流逝，我觉得自己好像《射雕英雄传》里的周伯通，在孤独一人的世界里，他练就了“左右互搏”的绝招。于是我举起拳头，左右对击，或者石头、剪刀、布地拼杀一番，然后停了下来。我想起一句话：“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我知道，必须让自己时刻坚强，磨炼自己的意志，哪怕树荫下的斜阳会使我想起国内，想起冬天的白雪，想起烤红薯的香甜，想起那个有心要追却追不到的姑娘……
打开电视机，都是“乌尔都”语，听不懂，但好在那时候能看半小时英语新闻，让我与外界还有联系。兄弟公司有时会借我《北京青年报》，我如获至宝，尽管都是3个月前的内容了。我自力更生，在办事处房顶上架起天线，调整角度，在接收到凤凰卫视信号的那一刻，突然觉得自己的业余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在这里，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经常停电。有时候，一天有7、8个小时都在停电，没办法，我就申请买了发电机。因为经费有限，我买的是手摇式发电机。在没电的夜晚，我拼命地摇着发电机的摇把，亲眼见证自己的体能转变成电能，那感觉太奇妙了，而且相当有成就感。后来，手摇式发电机不用了，我又买了抽拉式发电机：用一跟铁条在引擎处一抽，发电机就开始工作。但这种发电机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有一次，这台倔脾气的家伙不知是怎么了，发出“兹兹”的怪叫，就在我蹲下身准备对它进行检查时，它却发了疯，“嘭”地一声爆炸了！好在我跟它尚有一段距离，否则就跟它一起报废了。爆炸之后，我有一种发麻的感觉，定下神来，发现自己的手和胳膊、衣服上全是黑色的油墨，对面的墙也被炸黑了，零件崩得到处都是，一片狼藉。
出于安全考虑，我从不邀请外人来办事处作客，尤其不想让别人知道，整个办事处只有我一个人。每天清早，我出门以前会给布鲁托的饭盆里加满了食物，水盆里盛满清水。我总会拍拍他壮实的身体，摸摸他亮闪闪的毛，轻轻对他说“爸爸要出门，就你一个在家了，你要好好看家，看见坏人进来，就对他吼，汪汪，他就吓跑了。”布鲁托出生于巴基斯坦陆军军犬基地，特别通人性，他会眨巴眼睛把大脑袋偏向一侧，冲着清晨的空气“汪汪”地叫两声。“好，就这样！我的布鲁托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于是我放心地出门了。其实，说放心那是在安慰自己。为了让别人搞不清楚状况，我常常在外出时不关院门，让别人以为，这个办事处里还有别人在。我每天都换不同的车，即使周末，我也会换不同的车出门好几次，这样在别人看来，以为这个办事处很热闹，人丁兴旺。不论刮风下雨，黑黑的布鲁托每天坐在门口，忠诚地守卫着我们的这个空城。
后来我雇了勤劳淳朴的Hushid做办事处的司机。自从他来到办事处，这里越来越有家的味道了。Hushid非常勤劳，在我没有对他作出任何要求的情况下，他每天主动清洗办事处的三辆车，并且负责整个别墅的卫生清洁，还要洗碗、洗衣、熨衣，复印、取信、送信、交水电气电话费，接送客人，陪团组旅游购物、并照顾布鲁托，除此之外，他还充当花匠，修剪园中的花草树木。没有Hushid，我肯定无法在短时间内打开巴基斯坦市场的局面。
清晨，当初升的太阳照进办事处的花园时，还躺在床上的我就听到Hushid进院的开门声，我知道，那是5点正，他永远那么准时。在他清扫院子的扫帚声中，我渐渐清醒过来。小鸟在窗外鸣叫，阳光洒满墙壁。我并不是赖床的人，然而今天，我却感到非常疲惫，浑身火烫，我起身下床，走到楼梯口感到一阵眩晕。我扶住扶手叫Hushid，他跑上楼问我是不是不舒服，他说我的脸色看起来很难看。我说：“没事，大概是没休息好。”Hushid执意要送我去医院，我被他拖进车里。医生说是重感冒，怕转成肺炎，让我住院观察。我觉得自己身体很结实，不需要住院，况且还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Hushid说：“身体是最重要的。没有好身体，您就不能在这里工作了，我也就不能跟您在一起了。”说完，Hushid就去给我办住院手续。望着他的背影，我想着Hushid的话，那么朴素，却让我非常感动，原来被人需要也会有幸福感的。住院期间，Hushid一直无微不至的照料我。我感到非常温暖，我知道，在这里，我不再是一个人了，除了布鲁托，我的旅途上开始出现Hushid和越来越多的巴基斯坦朋友。
一个人，住在一个大别墅里，三辆车和一条忠诚的叫布鲁托的狗，然后是司机Hushid——这就是我西迁旅程开始阶段的真实写照。胸怀大局，坚韧又顽强。而我的青春，将投入到事业当中，奋斗不息。
穿越“死亡公路”
至今我都难忘在卡姆拉测试设备的那段岁月。卡姆拉离伊斯兰堡有72公里，开车3个小时才能到达。这是一条并不宽敞的公路，双向一个车道，路上来往着各种运输车辆，车速都很快，大家也都不按规矩开车；要想不出车祸，只能靠车技来保佑自己。它被喻为巴基斯坦的“死亡公路”，很多人因为交通事故死在这条路上，包括我的同事。
那段时间，我每天穿梭在这条“死亡公路”上，车技也是那时候被迫练出来的。一眼望去，路上横冲直撞的都是奔驰卡车。巴基斯坦人喜欢装饰自己的卡车，给车身做个巨大的木制包围，还在两侧伸展出锋利的尖刺以炫耀自己的威猛，开这种车的确神气十足。只是，当它离你不到一米的距离时突然超车，你会惊出一身冷汗。
人们在回忆时，总是负载了很多情绪，现在回想在那条路上的行车感觉，依然令人恐惧，可当时的我，在那条路上的心情其实是“孤单”。孤单，在常驻的七年里，就像握在手中的沙，从任何一个可以逃离的缺口流淌而出。
那时我最爱听张学友的《情网》，于是托国内的朋友把《情网》这一首歌录了整整一盘磁带。在那条“死亡公路”上，《情网》记录下路边的田野, 卡车闪亮的尖刺、车头迎风飞舞的黑布、刺耳的鸣笛、南亚的炎热以及无所不在的孤独。“而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茫，路越走越远越漫长……”一路惊险开车到达基地，我的心情豁然开朗。在基地里见到中国专家，心里顿时轻松起来。“嗨，小闫，一路开过来，不容易吧。”“还可以。”嘿嘿，我笑，“吃什么好吃的呢，真香!"闻着菜香，我走进简易房，啊，中国菜！我津津有味地吃着专家们用巴基斯坦食材和中国调料烹制出的菜肴，告诉自己这就算在“死亡公路”上奔波的补偿吧。
测试结束后，天已向晚，我依然开着车行驶在那条让人忐忑无奈的公路上。迎面耀眼的车灯张狂地打探前路，就像雷雨的夜晚，频繁的闪电，晃得人眼中全是惨白的断片。
有一次，在“死亡公路”上，我身后的一辆奔驰大卡车一直开大灯闪我；也难怪，我刚学会开车没几天，还是个“菜鸟”，天色又很昏暗，视线不清，所以我开得不快。大概惹得他心烦了，闪了一阵子，他突然强行超车，而此时，对面一辆卡车正逆行迎面开来，我猛打方向盘，一下就冲到路边，好在那是一片田野，我只是冲到路边的沟崖里。如果是万丈深渊，后果不堪设想。而那辆嚣张的奔驰大卡车可没那么幸运了，跟那辆逆行而来的卡车撞在一起，打横在路中央，驾驶室被撞扁，估计司机没命了。
公路一下就被我们搞成瘫痪的状态。我下车站在公路边，拿出砖头一样的大手机，在月色下翻看手机里的人员名录。我的手臂被擦破了，一直在流血，但并不严重，只是火辣辣地疼。我用纸巾捂着伤口，一遍又一遍地翻着手机名录，非常想给认识的人打个电话，亲人也好，朋友也好，哪怕是同事。那是我在巴基斯坦第一次出车祸，也是我在巴基斯坦感到最孤独的一刻。
“喂，是我。”最终，我只是给使馆的一个朋友打了电话。对方问我怎么了，声音听起来不对。我说：“没事，出了点小车祸。”“受伤了吗？”“没有，就是想起来，拜托你个事，这段时间，麻烦你每天给我们办事处打个电话，看我在不在，如果两天不在，就麻烦你们报警找我，也许我不在了。呵呵。”我强笑了一下，可眼泪却跑了出来。张学友的《情网》陪伴着我的西迁旅程，也记录着夜幕降临的巴基斯坦。直到现在，无数次梦回，我都能看见马戈拉山上璀璨的星空，看见“死亡公路”上的执拗向前、无畏无惧的自己，看见撞车后的血与白色的灯。那时候，艰苦是艰苦，可也都挺过来了，拼搏出了一番天地，无愧于心。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出门在外，我很少给家人打电话，更不会跟他们讲自己在这里的艰苦条件，而只会说一些有趣的见闻给他们听。其实不单是我这么做，我们外贸人，常年在外的同行大都是这样报喜不报忧的。风险、孤独时常与我们相伴，而这一切又完全是自觉自愿的选择。这让我想起电视剧《潜伏》，我特别深刻地理解余则成这个人物，以及他处在艰苦岁月中所做的一切。
我在巴基斯坦工作，刚开始的工资是一个月二百美元，然而风险无处不在。我完全可以只担任一个驻外联络员的角色，每天接接电话，发发传真，每周再汇总一下信息，其他时间就过着如同养老般闲静舒适的生活，独坐别墅的落地窗前，悠然地品品咖啡红酒。然而我为什么要选择过这样朝八晚十的生活？难道真像余则成说得那样找“刺激”？在巴基斯坦的岁月里，我经历过多次车祸、爆炸，抢劫，是什么力量支撑我不分昼夜地工作、奔波甚至上前线阵地去测试，难道只为了每个月的二百美元吗？
今天想来，我想我就像《潜伏》中的余则成一样，为自己、公司、行业做出成绩的我，那时候是一种混沌的状态，是一种朦胧的自觉心在驱使着我继续向前。我无法解释“抛家弃子”、在风险与劳累中拼命工作是为了什么。十几年后，当看到《潜伏》中的余则成，我似乎找到同感。他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却自己设计各种目标，没人可商量，他孤身一人周旋于众人之间，保护自己又出色完成任务。今天看来，我想至少我和他的业务水平和敬业心态是一样的。
在巴基斯坦做市场，我从来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的风格，从最开始，我内心就有一个蓝图。巴基斯坦市场环境高度开放，全世界的贸易商都能够供货，因此竞争非常激烈。我在做每单生意前都认真策划与布局。
对我来说，做生意，如果对方有购买需求的时候才开始工作，那就晚了。很多时候，客户对自己的需求并不明确，因此我们的市场工作，就是要建立起能够与客户各方面充分沟通交流的渠道，帮他们梳理相关问题，并提出引导性意见；要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想，去评估，和他们一起面对在项目立项和批复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这个过程会很漫长，一般要3-5年的培育期。所以要做好这个市场，需要花大力气逐步培育很多客户，了解并掌握他们的需求以及未来发展规划，并提出建设性意见。这种深耕细作、广种薄收的方法，虽然对于我们做市场开发前期的人员来说非常辛苦，但到后期就可以保证每年都有签约；而且后续的品牌影响力的建立能让市场工作顺利展开。每年几亿美元的合同签订不是靠几个月喝茶送礼、高谈阔论能做到的。
我耕耘巴基斯坦市场近20年，跟巴基斯坦海陆空各个军种关系都非常密切，每个领域都有我交往多年的好朋友，走到哪里，都畅通无阻。“Mr．Lijin”一词被叫得别具风味，它好像已不再是客户对我的一个称呼，更像是一个时髦理念的代言词，一种诚信度的代言词。跟中方打交道的巴基斯坦军政人士，在会谈中，总会提到“Mr．Lijin”。
巴基斯坦的很多军官和政经人士都是我在刚开始常驻生涯的时候结下的“革命友情”。那时，我们都还年轻，级别都不高，但大家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真诚相待。每次我回国之前，朋友们都为我送行。而我回到巴基斯坦，他们又会为我接风洗尘。我在这20年，不知在当地朋友们的迎来送往中度过了多少欢乐时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也纷纷升职，我们的友谊也越来越深厚，始终如一。
记得2008年，新当选的扎尔达里总统组建新政府后，由于巴基斯坦军方跟这个新政府没有顺畅的沟通渠道，军方的朋友们感到无所适从。时年7月，我因为某大项目，会见了巴基斯坦军队和政府的各级相关要员。时任巴空军参谋长Tanvir上将与我多年好友，他跟我抱怨，说跟新政府不知该如何沟通。他建议我去见见吉拉尼总理，跟总理说说军方对新政府的态度，希望加强有效沟通。第二天，我就去见吉拉尼总理了。坐在总理办公室里，我们寒暄了几句，我便直入谈话主题。我说：“目前，新政府和军队缺乏信任，需要加强沟通。军方的朋友们跟我说，他们不知道新政府在想什么，希望能领会新政府的执政方向及各项政策的真实意图。空军参谋长 Tanvir上将跟我抱怨,新政府建立后，他要求见总理您一面，可是，等了两个月才见到您；不仅如此，见面后，大家只谈了10分钟，而所谈内容，都是与军方诉求不相关的内容。”吉拉尼总理说，“是这么回事，那天我正好要见另一个代表团，主要新政府刚开始运作，事务太繁忙。这样，MR LiJin，明天你和Tanvir上将一起来见我吧。”第二天，我真的邀请 Tanvir上将与总理在总理办公室会面，但是不巧，当天总理事务又异常繁忙，两个人还是没说上两句话。回去之后，Tanvir上将非常不满。我只好再次登门拜访吉拉尼总理，这是我一周内第三次见他。我对总理说，“空军的将领，您一定要见一下，军队的将领不可忽视，他们是保卫国家，维护政权稳定的有利保证。您要取得他们的信任与支持”。吉拉尼总理在随后的一周内，正式会见了Tanvir上将，并邀请当地媒体大规模报道此次会谈，以表明新政府和军方合作顺畅；同时，总理办公室增设与巴基斯坦各军兵种一把手的热线。
但是，在成绩面前，有人说，我是被政治所利用了。他们认为，我跟巴基斯坦那么多大人物交往，就是被人在政冶利用。听到这种声音，我只能一笑了之。这些言论，和当今西方媒体质疑一带一路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这些杂音，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的新年贺词中的回答很清晰“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要把这个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好工作”。
《潜伏》中的余则成，他在结尾，终于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这虽是一个名义上的肯定，但他舒心地微笑，他平静地说：“我会奋斗终生的。”无论未来的路是什么，我们只要不忘初心，方能得始终。
比山高比海深的情谊
在巴基斯坦的每一天，我时刻感受着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这种友谊是那么深厚，又是那么单纯质朴，纯粹得让人联想到冬日暖阳。巴基斯坦朋友最爱说的一句话：“中巴友谊经受了历史检验，比喜马拉雅山高，比阿拉伯海深，比蜜甜。”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巴基斯坦时任总统穆沙拉夫和时任总理吉拉尼都亲临中国驻巴大使馆，向中国人民表示亲切慰问。这个将“中国是巴基斯坦的坚定盟友”写在小学课本上的国家，这一次倾尽所有，真诚地帮助中国。5月16日早晨，两架C一130运输机从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空军基地升空，满载价值约90万美元的救灾物资飞赴中国。细心的中国人会发现，巴基斯坦捐助中国的帐篷数量先后总共达到22260顶。为什么会有如此精确的捐赠数据？那是因为巴基斯坦政府在中国人民遇到灾难的时刻，倾其所有，动用了国家战略储备的所有帐篷！“尽管我们还不富裕，但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这是在他们在向中国提供援助时，附带的一句话。
5月20日，巴基斯坦政府宣布向四川地震灾区追加一万顶帐篷的救灾物资。而此时，电话铃声响起，是熟悉的老朋友，巴基斯坦时任参联会主席爱山将军打给我的。在电话中，他简短地慰问了中国人民，同时，他焦急地提出，由于能力有限，追加的一万顶帐篷无力及时运达中国。“交给我来办！”我坚定地说道。“感谢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支持！”挂上电话，我即刻联络各方，让公司成立了特别工作队派往巴基斯坦协助巴方做好发运工作，并协助外交部和巴方有关机构，包租飞机紧急运送帐篷，并承担300万人民币的运输费用。这批救援物资于5月22日顺利运抵成都。
5月23日上午，巴基斯坦捐赠我国四川灾区救援物资的交接仪式正式在外交部举行，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长王毅、巴基斯坦大使临时代办以及我和其它领导一起出席了交接仪式。
中国有句古话：患难见真情。巴基斯坦的朋友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我们最及时的帮助，这些援助对他们而言就是倾其所有，这是无比深刻的情谊。
2009 年11 月，我受巴基斯坦高层的私人邀请到巴北部山区明哥拉市进行访问。这里是美丽的斯瓦特河谷地区，玄奘法师曾经过这里南下求法；这里也是巴基斯坦陆军清剿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战区；这里还是那个闻名世界的，因为去上学而被巴基斯坦塔利班射杀的女学生马拉拉生活的地方。
在对塔利班的清剿行动中，斯瓦特地区的175所学校和8000座民房悉数被毁。尽管那时候整个地区刚刚结束战斗，满眼的断壁残垣，百姓们也流离失所，但当当地百姓知道中国代表团来的时候，他们依然连夜赶制中巴国旗，制作了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所到之处“中巴友谊万岁”、“我爱你中国”等标语随处可见，并谱写了一首《中巴友谊之歌》。
我踏着被毁坏的道路，艰难前行到被炸毁大门的学校，周围是当地孩子们明媚干净的笑脸，和他们手上挥舞的中国国旗；我坐在他们中间，面对着巨大的毛主席照片，耳边是他们清澈嘹亮的歌声；我抬头望见学校房顶上，负责安全保卫的军人沉默黝黑的身影，还有教室墙壁上清晰可见的弹孔；对于这些孩子们而言，他们甚至没有搞清楚中国国旗上到底有几颗星，“中国”（China）和“瓷器”（china）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立那张毛泽东主席大照片，但中巴友谊的种子已经被他们的父辈深深埋藏在幼小的心灵中。我最珍爱的一件礼物就是军方转交给我的，一副用羊毛编织的中国国旗，国旗依然绷在一个小小的架子上，没有完工，因为时间太紧，四个年轻的女孩子熬了一夜也无法编完。
那次访问，我现场决定提供20万美元物资紧急援助，用于斯瓦特地区部分学校设施的紧急恢复；之后我还设立了斯瓦特地区战后重建教育基金，首期投入50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用于战后教育设施的恢复，资助该地区的优秀青年赴华留学，重建图书馆等。
如果没有这11年的海外西迁经历，我很难体会到当地人民对真正帮助过他们的中国人所怀有的深厚感情；所以，和西方媒体里应外合，在网上质疑叫嚣中国海外援助的动机和意义的人啊，请你们闭嘴吧！这些质疑除了显示你们的孤陋寡闻和井底之蛙的见识，就是反映了你们阴暗肮脏的嘴脸。呱噪之声是无法和我们在海外帮助缺水的村子凿出一口口水井，帮助打通一条条村庄通往外界的道路，帮助修建一间间明亮的校舍，帮助治愈一个个病人所收获的快乐相比的；我们收获到那些发自心底的感谢和微笑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大学，是有精神的，“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正是一代代交大人前仆后继用智慧筑造的丰碑。西迁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驱动力，是无数交大人为中国建设贡献力量的体现。而这十六字，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数年，已经镌刻在我的心灵，融为灵魂的一部分。从我走出交大校门开始，到今天我依然满怀激情奔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三十多年来，我的西迁之旅从未停止，而且还将继续前行，为“一带一路”建设、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天，我能够无怨无悔的回首往事，面对我的母校，说一句，“我从来没有辜负过交大的西迁精神”。
最后，我想用几句当年在交大学习英语时候接触到的一首英文诗的节选，来结束这篇献给母校的总结，谨以此送给过去几十年来秉承母校西迁精神，奋斗在国内外各条战线上的所有交大校友。
If you do good, people will accuse you of selfish ulterior motives.
Do good anyway.
If you are successful, you will win false friends and true enemies.
Succeed anyway.
……
What you spend years building may be destroyed overnight.
Build anyway.
People really need help but may attack you if you do help them.
Help people anyway.
Give the world the best you have and you’ll get kicked in the teeth.
Give the world the best you have anyway.
(From “The Paradoxical Commandments”, by Kent M. Ke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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