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60年前的交通大学西迁，不仅是写进交大历史的宏阔史诗，更是中国高等教育格局改变的标志性事件。大树西迁，郁郁葱茏，今日的西安交大人站在新的征程、新的起点。为弘扬西迁征程中生发根植的宝贵精神，鼓舞今人、激励来者，西安日报在科教卫时空·专题新闻版开设交大西迁专题，陆续刊发系列反映西迁历史与西迁人物的文章。3月15日，该版刊登“从黄浦江畔到兴庆湖边—交通大学西迁专家的故事”，现全文转发，以飨读者。

2015年9月19日下午5时，一队精神焕发的跑手在百余名师生校友的簇拥下，迈着矫健而坚定的步伐跑进了西安交通大学。他们所过之处，无不引起一片欢呼。他们是西安交大“重跑西迁路”活动的最后一棒，他们用9天8夜、40棒的接力、1680公里的日夜兼程，向60年前那一次终将被历史铭记的“交大西迁”致敬。 

时间的镜头拉回到1956年盛夏的一天，上海徐家汇火车站人声鼎沸、热火朝天。1000多名交大师生心潮澎湃地与亲友告别，满怀壮志豪情，登上了开往西安的第一趟迁校专列。“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这句话，油印在每一个西迁交大人的粉色车票上，也刻印在所有交大人代代相传的意志品质中。

“我们是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周总理认为要迁一个有名的大学到西部来，提高西部的教育文化水平，我们就全家迁来了。”97岁高龄的陈学俊院士，在当年的迁校队伍中是最年轻的教授，即使他因高龄而记不清很多的陈年过往，但交通大学西迁，依然是他一生中最深刻的记忆。

1955年，考虑到我国高等教育和文化发展地域失衡的状况，国务院审时度势，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西迁工作。在那个火热的年代，“义无反顾，投身祖国建设”的知识分子情怀在交大西迁这件彪炳史册的重大事件中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从繁华富丽的大上海到黄沙漫天的大西北，西行列车中没有沮丧和失落，反而满载着欢声笑语和对未来“大干一番事业”的美好希冀。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中，有德高望重的学术骨干，也有崭露头角的科学新星，有青春热血的入校新生，也有“甘为孺子牛”的保障工作人员。

“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琳教授，当年已近花甲，身患多种慢性病，妻子也卧病在床。周总理提出“钟先生以留在上海为好”，但他毅然决然，安顿好夫人后，只身一人投入首批西行创业的队伍中。

“上海经过许多年发展，西安无法和上海相比；正因为这样，我们更要到西安办校扎根，献身于共和国的西部。”曾被毛主席接见过两次的著名热工专家陈大燮教授，迁校时和夫人一起来到西安，担任教务长的他表示：“我首先要为西安的学生上好课。” 

许许多多像陈学俊这样的青年教师，抛舍在上海的一切，举家西迁，“一走就是一辈子。”他们用自己的一生，在祖国西部撑起了一座著名的科学殿堂。

迁校初期，百业待举。“道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野兔地上跑，夜晚听狼叫。教职工们没有埋怨，忘我工作、苦干实干，迅速地投入到马不停蹄的新校建设中。

创办工程力学专业的朱城先生，除了吃饭睡觉，将所有精力投入到新专业的兴办和发展上。授课之余，他抓紧时间编写急需的讲义教材《材料力学》，北大等校竞相请他讲课。艰苦环境下长期超负荷工作，朱城最终累倒在岗位上，年仅39岁的他成为迁校后身殉事业的第一个人。

钟兆琳教授孤身一人，天天吃集体食堂，每天第一个到教室给学生上课；他迎难而上，建立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电机制造实验室。陈大燮教授担任副校长后，仍然坚持上讲台，一如既往地培养青年教师、带头开展科学研究、创建热工课程教学团队。为提高教学水平和改进实验条件，无数教师和实验人员焚膏继晷，他们以惊人的“交大速度”为祖国西部贡献了一所著名的多学科综合大学。

“大树西迁”，郁郁葱茏。如今走在西安交通大学宽阔的梧桐道上，站在气势恢宏的钱学森图书馆和思源学生活动中心前，人们依然会忆起那 “木低草深”的荒芜校园，那用竹子搭建的、见证了学校发展每一个重要时刻的“草棚大礼堂”。正是那段铭心刻骨的历史，鼓舞着交大人永远将根基向下筑牢、永远将目光投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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