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西安交大的第一天

张冶文，1978-1988就读于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学院电气绝缘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6年6月起在同济大学任职，先后任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年任同济大学波耳固体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兼物理系副主任，2000年至2002年主管物理系工作，2012年起任同济大学电气工程系教授。任IEEE DEI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委员，CIGRE SC-D1中国代表。任中国电工技术委员会工程电介质委员会付主任，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留法分会副会长，上海市欧美同学会西安交大分会副会长等。长期以来，从事固体电介质中的空间电荷的测量与研究工作，主要探讨固体电介质中的空间电荷对电介质材料的介电性能（如击穿场强等）的影响。任IEC-TC112中国代表，负责制定的空间电荷压力波法测量的标准为电气绝缘领域第一项由我国提出的IEC标准，获IEC1906奖。

1977年，我在浙西的一个小山村插队落户，那个山村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大有村”（现在合并为“天目村”）。那年我22岁，已经过了3年多的插队生活，虽然独自当农民的日子也过得像模像样的（生产队里只有我一个知青），但是心中的大学梦仍然一直是难以消去的渴望。在那年的秋天，我们兴奋地得知可以参加高考了。当时还在“农业学大寨”，村子里还驻扎着学大寨工作队，虽然允许我们参加高考，但是并不允许我们离开村子去专心复习准备。尽管也有些知青不管这些规定自行回城复习了，而我还是一直在村子里参加生产劳动同时准备复习高考。那年的高考是由各省分别组织的，浙江省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特别多，因此由各县先组织一次预考。临安县只考语文与数学二门课，总分达标的才能够参加正式高考，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参加高考的人数。那时的考分还算是国家机密，需要严格保密的，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初试成绩与正式的高考成绩。这是唯一的一次在冬日里进行的正式高考，有人诗意地称呼它是“冬天里的春闱”。那年填报高考志志愿，记得可以填报学校包含专业共五个，我填报的是浙江大学的几个专业，还有青岛海洋学院与一个留作保底的师范类学院，完全没有考虑西安交通大学。为了能够优先达到上大学的目标，我还选填了“服从分配”。在我所在的考区，是当年12月在当时的区政府所在地於潜镇进行考试，我们都自带行李（主要是铺盖卷）住到於潜中学的教室里。在最后一场考试结束后，赶快冲出去带上铺盖卷去赶当天的最后一班长途车回插队的小山村，不然那天就没有地方住宿过夜了。高考后回到村子的第二天，我与另外一位插队同学本来打算好好睡个懒觉（冬天农活不很多，并不要求每天出工），却被生产大队领导叫去，分配我们二人去测量平整土地为改山地为水田作规划。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但是我们二人都不知道如何测量土地，大队领导给了我们一台从公社借来的水准仪，一本油印的培训讲义，其他就都不管了，说既然你们是知青，这项工作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自己学着做。我们二人接下了这份工作，边学边试，经过几天的试探摸索，也搞清楚了大致的原理与水准仪的使用方法以及测量土地计算土方的方法。测量了二个小山包与一片小山沟，用算盘计算规划出平整那一片土地的施工方案，顺利完成了这项工作。我相信，按照现在的眼光，我们那时候用的方法，一定是不规范的，但是从结果看，至少是没有大错。有意思的是，我的那位插队同学，那年他考上了浙江大学土木系，后来成为了真正的土木工程专家，曾经负责杭州市的第一条地铁设计施工。那是在1978年春节之前，实际上是我在大有村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只是当时并不知道。

在1978年2月底，我收到了西安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得知我被录取到西安交通大学的电气绝缘技术专业。那时候，一是不知道西安交通大学，二是不知道电气绝缘专业是什么。更为惊奇怪的是，收到这份书面通知的第二天，就是开学报到的最后一天，这对于我来说的不可能实现的。我绝对不能放弃这个上大学的机会，但是我在浙西小山村，已经住了有3年多，有了一个自己能够过正常村居日子的小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是里里外外什么都有，需要花费一点时间整理处理才能离开。我赶紧给西安交大的招生部门拍了一个电报，说明我会延迟报到，尽管我最后也不知道这份电报有没有送到西安交大的相关部门。

当年在山村办手续很费时间，办事基本靠腿，需要步行到几个不同的地方，经常是几天才能够办妥一件事情。例如，需要用板车拖上自己半年的口粮去十几里地之外的粮管所，将粮食卖给国家，才能够换来粮票，然后才能够转粮油关系并换成全国粮票。需要到几十里地之外的县城办理转团组织关系的手续，需要去另外一个几十里地之外的区政府所在地办理允许转运家具的证明。到了杭州的火车站才能问清楚如何去西安，记得那时候拿了西安交大的入学通知书去窗口买车票还会引来了尊敬的目光，毕竟当年全县考上大专的一共只有200多人。那时候从山村要乘一天的长途车才能到杭州，然后乘火车到上海再转车到西安，前后需要三天时间，幸好托运行李可以从杭州站直接到西安。从上海到西安的火车一天只有一次，行程27个小时，而且是在半夜一点多到达西安站。

我大约是在3月15日到达西安。到西安时，学校安排的新生接待工作早就结束了，因此我只得半夜一人带着行李到了西安交大的东门口。那时候西安交大的东门外还是一个窄窄的土路，而且校门也不大，门口的牌子是写的是“交通大学”而不是“西安交通大学”。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不是西安交大的正门，只是觉得西安交大看上去似乎不像是一所很好的大学，西安交大给我的第一感觉并不是很好。当时的东门口有一个小传达室，里面有师傅在值班。我到传达室对值班师傅（记得是刘师傅）说明自己是来西安交大报到的新生，应该到电机系报到。他热情地将我迎进小小的传达室，放置好随身携带的几件行李，让我在长椅上休息，在寒夜中使我倍感温暖。那时候年轻无忧虑，房间时的火炉使房间很暖和，在路途上也一连劳累了好几天，在长椅上坐下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天色已经大亮，身上还盖着门卫师傅的棉大衣。这时候已经到了接近上班的时间，已经换了一位值班的师傅，大门外已经有不少人进校。门卫师傅守在传达室外，看见一位他熟悉的老师就拉住他说这里有一个你们电机系报到的新生，请他带我去报到。

这位老师带着我到了当时的东一楼二楼的电机系办公室，对系办的黄老师（这是后来才知道的，黄老师是我见到的第一位电机系的老师）说，这是你们新来的学生。黄老师接过的我报到证看了看，高兴地说你终于来了，我们以为你不会来了。她很快为了办理了报到手续，就带着我找到我的班主任（辅导员）彭宗仁老师（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位专业老师，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这时候，我只带了一个随身的小书包，其它行李都还在东门口的传达室里。黄老师带着我走到三楼西侧的一个教室，这间教室就是我后来在西安渡过四年本科时光的教室，这时教室时已经基本上坐满了人。她叫出彭老师，将我交待给他，说这是你们班级新来报到的学生，你们班的学生到齐了。彭老师看到我就说，正好你来了，现在正在进行分班考试，你正好赶上了参加考试，马上就带我进教室找空位坐下参加考试了。就这样，在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长途硬座车，寒夜中凌晨一点到西安，还饿着肚子没有吃早餐的情况下，被拉进考场考试。记得这天是考数学基础，好在我对于自己的数学基础有信心，加上考试也不是太难，之后按照考试成绩，被分配到“快班”。过了一二天后还有一次外语的分班考试，凭借很少一点的英语基础，也被分到了“快班”，这是后话了。

考试结束后，我想起还需要办理其他各种手续，安排住宿，拿行李等等。正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彭老师带着一位同学过来，说这位同学是刘东，他带你去搬运行李和办理其他手续。刘东带着我回到了东门口的传达室取行李，我的那几件行李，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用手提着还是有点辛苦。神通广大的刘东不知道从哪里借来了一辆板车，将我的几件行李装上板车就带着我去宿舍了。从东门口到宿舍区，要经过一条长长的上坡路，我当时肯定没有想到，自己将会在这条路上往返走上十几年。他告诉我，我是全班最后报到的同学，（后来知道有一位从广州来的同学也与我差不多时间报到），因此我的住宿安排只能是穿插到最后一间多个班级混合的宿舍。这样一来，我的同寝室室友就有了几个不同专业的，有发电专业，有电器专业，有工企专业，还有我们绝缘专业的。

当时西安交大的学生食堂伙食较差，还是“给啥吃啥”的配给制阶段，每天三张餐券，没有选择余地。我虽然是从农村插队出来，但那是在江南乡村，又是自己动手开伙做饭的，吃这种集体大食堂还是第一次。但是对于大学生活的渴望，全都盖住了这些生活上的不愉快，因此我很快就适应并融入了西安交大的学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