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 思

---怀念朱兆波同学

作者：苏圣兵，78级核反应堆专业。现任中广核电力股份副总裁，广东核电合营公司董事长，大亚湾核电运营公司董事长。

七月十六日，接到徐平生的电话，告知我们的同学朱兆波因病去世了，十八日上午十点在深圳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闻此噩耗，心下满是悲凉，生命竟如此脆弱无常，几年不见，正值盛年的波波，就这样走了，我伤怀心痛，追悔莫及。

波波，从大学时代起我就这样称呼朱兆波同学。波波是湖北人，大我两岁，大学四年我们一直住在3-323宿舍。毕业后，他和其他三位同学分配到广东省电力局核电筹建办工作。大亚湾核电站项目开始后，就一直生活工作在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开工那年，我从西北基地调到大亚湾，阔别五年后居然又能到一个单位工作，缘分确实不一般，也因此对波波的记忆更深刻些。如今阴阳相隔，那些一度淡忘的往事又涌上心头……

波波身材瘦小，背有点驼，说话不紧不慢甚至有些漫不经心，但风趣幽默，总爱说一句“哪个说的”，口音带点武汉人的霸气，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放在人群中算不起眼的那种人。波波的家庭条件在当年算好的，父母都有工作，不记得在大学时有没有享受到助学金，即使享受了也是最低等的。当时323宿舍只有波波和我来自两湖地区，每次放假回家，我俩总是搭同一趟火车，因此在宿舍里我俩的交情也相对深些。大学四年，因他家庭条件比我好，受教育程度、眼界见识、为人处世都比我强很多，自然成了我的偶像，我就做他的“跟屁虫”。记得是他第一次带我去图书馆办理借书证，我像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第一次知道原来图书馆有那么多书，有的书连书名都看不懂，书竟然还可以免费借阅。在乡下我读的书很有限，除了教科书外，数得出的没几本，所以宿舍里每晚熄灯后的“卧谈会”上大家天南海北地聊天，对我都像是天方夜谭。在波波还有一平的带领下，我开始借阅各种文学名著来读，大学四年至今我的阅读再也没有间断了。印象最深刻的，是改革开放后各种“伤痕文学”作品在报纸上连载，那时候学生娃很少订得起报纸，我和波波常常一吃完晚饭就直奔图书馆，占好坐位，放下书包，就赶到图书馆的报刊亭。伤痕文学那时太火了，报刊亭前总是人头攒动，印象最深的是《第二次握手》的连载，能抢到好的阅读位置很不容易，那时我个头小，抢位置没啥优势，好在波波机灵，总能占到靠前的好位置，当然总不忘拉我一把。

临毕业时，1982年的最后一个元旦，在学校围墙外沙坡头专业教研室的院子里，大家搞了一次非常隆重的聚餐。同学们自己动手，江浙、上海的同学手艺真不错，我头一次看到做菜能做出那么多花样来，也是从那时起，我便对厨艺有了兴趣。第二天依然休假，我们宿舍的四个六零后（波波、周炎涛、杨一平和我，周炎涛是后来调整过来的）意犹未尽，又凑份子到东大街的“清雅斋”吃涮羊肉（后来多次回西安，再也找不到这家店了）。餐前我们先排很长的队花一块钱抢到了四张《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电影票，计划饭后看场电影。在清雅斋，我们四个人要了两斤酱牛肉，四斤鲜羊肉片，一大盘花生米、两斤水饺及羊肚、羊血、海带、萝卜青菜之类，还有四斤散装钟楼白酒，打算大快朵颐一醉方休。头天晚上的大聚餐，周炎涛喝高了，酒量下降，喝酒的任务就落在我、波波、杨一平身上，一顿下来，基本都喝大了，一平兄更甚，我以前没喝过酒，不敢造次，所以状态算是最好的。电影看不成了，好不容易买到的电影票不能白白浪费，退票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等退票的人挺多，我刚说有票，一堆人呼啦一下围上来，我就以每张一块钱转卖给了几个女兵，一转手赚了三块，把半顿饭钱挣了回来。波波调侃，小子蛮厉害哟，学会当黄牛了，女兵的钱也敢赚。之后，我、波波、炎涛轮流扶着一平兄走到大差市坐七路公交车回到了学校。

我调到深圳工作后，我们几个同学同在广东核电合营公司工作，波波在质保部，徐平生、郭希全、章松林、王衡和我都在生产部，八九年我们又先后到法国学习。波波在EDF巴黎总部学质保，我远在法国西南部核电厂学运行和核安全，出差或过节到巴黎，我们几个同学能聚的总要聚一下，中间有一小段时间，我们班同学居然有七个同在法国，波波、徐平生、章松林、郭希全、奉正坤、余清根和我。当然，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去巴黎地主余清根家打秋风。九零年元旦，我正好在巴黎，我和波波一起到香榭丽舍大街迎新年，夜半后，地铁停了，我决定不回旅馆，和波波一起回他在公司欧办的宿舍。波波宿舍离香街大概有十几公里，他方向感极好，深夜循着路边的地图指示牌，在这异国他乡穿大街过小巷把我带到他的住处，令我佩服不已。后来，波波的风湿病慢慢恶化了，在巴黎还住院治疗过，身体状况时好时坏，背比大学时又驼了一些，尽管波波被病痛折磨，但每次见面，他那慢条斯理、带点武汉霸气的风趣幽默，总能让我们开心抬扛，那句不同意别人观点的“哪个说的”口头禅依然常挂嘴边，后来，因病痛的折磨，波波就提前回国了。

九零年回国后，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尽管平日里都吃住在大亚湾，但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在上海成套所工作的几位同学一度也借调到大亚湾工作，这里便成了同学们的小聚点，有外地同学来大亚湾出差，大家总会尽量聚聚。波波依然受着风湿的困扰，后来流行一种“功”，波波开始练功，想摆脱病痛的折磨。也许是心有所系，意念转移的缘故，波波练功后，身体状况似乎是好了些。后来此“功”非法，尽管波波除了锻炼外，并不参与其他事务，也一样受到牵连。我也劝过波波能否放弃此功转而去练练太极什么的，但波波性格倔强，不为所动。他说我又不干别的，身体不好纯粹锻炼，有啥嘛。但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个人的认识也未必能改变某些趋势，波波只好被迫离职去了宝安一家民营企业做他的老本行。波波的性格也慢慢有了变化，说话愈来愈少，愈来愈温顺，那句“哪个说的”也很少说了。他为人心善，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也很少会在老同学面前诉说病痛。

随着他的离职，渐渐地，我们的联系也变少了。新世纪的零五年底，我被派到大连工作，负责筹建红沿河核电的生产运营，离开前我请他来过一次家里，问他是否愿意跟我一起到红沿河工作，我说北方天气干燥，也许会有利于他的风湿好转。我们天南海北聊了一下午，很明显他的背又驼了些，说话的调门也低了，但依然俏皮，我们也依然抬杠，他很爽快表示可以试试看，但却说千万不要给我惹麻烦。我希望他给公司写个说明，表明一下态度，与某“功”做个了断，他也表示回去考虑。第二年春天，我正式向总部提出因公司初创，找到懂核电质保的人不易，如果波波能按规定处理旧事，能否让其回归核电的请求。这一请求遇到些麻烦，波波也不愿意公开表态，此事就搁下了。后来，由于我东北、深圳、西南多地变换工作，与波波的联系愈来愈少，只能偶尔从徐平生那里知道些波波的消息。万万没想到，这一次竟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波波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回想和波波的交往，同学、同事、朋友一场，不觉悲从心来，心痛不已。我给徐平生表示，一定去送波波最后一程。

相识四十年了，班里已经有四位同学因病离开了我们，今年我们入校四十年恰逢改革开放四十年纪念，学校在召唤七七、七八学子返校，我们该如何怀念逝去的岁月，怀念逝去的人？

我们都是平凡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平平安安过一生也许已成为大多数人的期望，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会像流逝的岁月一样消失，如何面对那必将逝去的生命，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现在需要考虑的哲学命题。对于像波波这样长期受病痛折磨的人，黑暗或许是一种终极的保护。我们常常都忘了自己终将消失，不是吗？所以我们才不断地追求完美，追求盛名、虚名。活着的人，我们应该学会善待好不容易才轮到的人生，让这个世界没有互相利用，没有你争我斗，没有欺骗和罪恶，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过好余生！

波波，愿你的天堂是一层温暖的茧，让你没有病痛，一切安好！

                                              2018年8月13日